中国与南共市： 一个阿根廷视角

四年一届的奥运盛事似乎让巴西人暂时淡忘了国内的政治纷争和依然不见曙光的经济前景，但这个热度显然无法传递到相邻的阿根廷的安第斯寒冬。马里克（Mauricio Macri）上台半年以后，阿根廷国内的通胀依然高企，失业率也有所上升，人们在平淡中期盼着下半年经济的触底反弹。

事实上，以巴西、阿根廷为经济主轴的南方共同体市场（简称南共市）这几年的日子都不太好过。随着大宗商品上升周期的结束，这个经济区块陷入了又一轮的经济衰退，而经济不景气牵扯出来的腐败丑闻则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地震，从委内瑞拉、阿根廷到巴西，昔日的粉红浪潮正在退去，连带着南共市的前景也变得微妙起来。

南共市争议

【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南北贸易模式并没有促进南共市国家的工业化，反而有将其长期锁定在“亚工业化”的危险】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以自贸区和关税同盟为特征的南共市从建立伊始就伴随着各种争议。尽管以区内贸易衡量的一体化进程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取得了长足进步。区内贸易额从1991年的52亿美元攀升至1997年的203亿美元，区内贸易占总贸易的份额也从1990年的8.9%上升至1997年的24.5%，但主流经济学家质疑这种区内贸易的膨胀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区内贸易主要集中在缺乏比较优势的产品，并通过排他的优惠政策实现了贸易转移。而来自巴西和阿根廷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南共市的建立主要是促进了贸易开放，其贸易创造的效果要远高于贸易转移的效果。

更有力的反驳是对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贸易政策的质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南北贸易模式并没有促进南共市国家的工业化，反而有将其长期锁定在“亚工业化”的危险。相应的，与同处发展阶段的南方国家开展南南贸易合作，反而有助于在“相似”产品的生产上建立规模经济，在逐步学习的过程中获得竞争优势，并最终转化为对区外国家的比较优势。

无论上述观点哪个更有说服力，现实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南共市的一体化进程显著放慢甚至停滞了。虽然经济和贸易都在增长，但是区外贸易对区内贸易的比例却从1998年的3.6扩大到了2008年的5.5，到2014年南共市对区外经济体的贸易总额是区内贸易额的6.4倍。更要命的是南共市建立时宣称的区域工业一体化依然是理想中的愿景。体量较小的经济体如阿根廷，其产业和贸易结构与20年前相比并没有太大区别。

中国与阿根廷

【对于阿根廷而言，中国在最近几年成为了南共市框架外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其双边经济纽带呈现出典型的贸易逆差和投资顺差并存的特征】

有趣的是，恰恰是从1997年开始，特别是2001年以后，同为南方阵营的中国开始了对外贸易的高速扩张。对南共市而言，在2001年中国还只占到其进口额的3.2%和出口额的2.8%，而到了2014年，中国在南共市进出口的占比已经达到了16.3%和14.2%。

具体到阿根廷，中国对阿出口额从2000年的6亿美元增长至2008年的50亿美元，对阿进口额则从约10亿美元扩大到94亿美元。中国对阿根廷的贸易逆差尽管一直持续到2010年，但是开始呈现逐年递减的态势。同样是在该年度，中国成为了阿根廷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仅次于他的近邻巴西。从2011年开始，中国对阿贸易开始出现顺差，2011至2014年累积顺差超过86亿美元，其中商品贸易顺差累积高达232亿美元，成为了该时间段阿根廷贸易逆差的最大因素，高于美国和巴西（见图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另一方面，与贸易顺差相对应的是中国对阿直接投资存量在2010~2011年间超越阿根廷对华投资存量（见图2）。截至2014年底，中国累积在阿根廷投资7.6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估计，中国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以及其他国有银行对阿根廷进行的金融援助达到了153亿美元，占阿根廷2005至2015年间新增外债三分之一强，分别占2010年和2014年新增外债的74%与72%。

很显然，对于阿根廷而言，中国在最近几年成为了南共市框架外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其双边经济纽带呈现出典型的贸易逆差和投资顺差并存的特征。那么，中国在何种程度上对现有的南共市秩序造成了冲击，或者更进一步，中国是否有可能为阿根廷提供一个既有别于传统南北交往模式，又有别于南共市框架的新型南南合作互利关系呢？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阿根廷央行）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先让我们看一下迄今为止中国与阿根廷的贸易和投资结构究竟有哪些特点。 

贸易结构

【中国近五年对阿根廷的出口“大跃进”是一柄双刃剑，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这柄剑的功能主要取决于用剑人的能力】

阿根廷在国际贸易体系里，长期以来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初级产品并进口工业制成品为主。以阿根廷与其最大贸易伙伴——巴西为例，如图3所示，阿根廷在农产品一端始终保持顺差，2007年农产品顺差接近20亿美元，并在此后始终保持在20到30亿美元之间。阿根廷与巴西整体贸易差额的波动主要取决于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

这种两元结构在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里变现得更为极端。仅大豆一项就占到阿根廷对中国出口额的一半以上，这还不包括以大豆为原料生产的衍生品。以阿根廷分国别出口品类集中度来衡量，自2000年开始，中国就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中国对阿根廷的出口产品极为分散。同样以阿根廷分国别进口品类集中度来观察，最近10年以来中国制成品出口的多样性高于巴西，与美国接近。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进口一端，中国对大宗农产品的需求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南共市成员国之间，特别是阿根廷与巴西的贸易结构。作为另一个主要大豆产地，巴西的大豆种植面积从2008年的2125万公顷上升到2014年3027万公顷，并极大地挤压了阿根廷在中国大豆市场上的份额。但是巴西大豆产业的扩张并不是以牺牲工业资源为代价的，而是其第一产业内部的调整。这就意味着巴西在其他农产品，例如小麦，蔬菜和水果上对阿根廷的进口依赖度反而得到了加强。中国对南共市贸易一体化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一端。直观表现就是图三中阿根廷对巴西的贸易逆差自2008年以后波动加剧，且呈现收窄的趋势。

与2008年相比，巴西工业制成品在阿根廷的市场份额在2014年下挫了9.71个百分点，换算成2014年的出口额，相当于损失了53亿美元。其中，通过恒定市场份额模型测算，由于中国制造产品的竞争，巴西损失了17亿美元，占总损失的31.2%。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巴西的出口产品相对集中于中高技术产业，其制造业竞争性的乏力并不仅仅针对中国。事实上，如表一所示，美国与欧盟15国分别给巴西带来了11亿和12亿美元的损失。2008年以后巴西相对欧美国家从竞争优势到竞争劣势的转变，才是此轮市场份额丢失的主因。

另外，通过对更为具体的贸易数据的分析，中国和巴西在阿根廷市场上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有得有失。在高技术含量产品中，巴西出口至阿根廷的电视接收器和可携带电脑的增幅超过了中国，而中国则进一步巩固了其在通讯产业的优势，集中体现在传输设备和电话零部件上。在中高技术产品类别中，中国大量得益于政府间金融贷款协议的附加条件。由于来源于中国国有银行的资金主要投入到交通建设类的基建项目中，阿根廷轨道交通设备的进口量在2008到2014年间增长了60倍，其中的95%进口自中国。

在排除这一因素以后，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中国汽配产业的逆袭。2008到2014年间，中国汽车产业相对巴西在阿根廷的优势完全由汽车零配件部分贡献，而非整车业务。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汽车产业是南共市最封闭和最受保护的产业，也是南共市促进区域工业一体化的重中之重。中国汽车零配件在没有特殊优惠的情况下，取得比巴西同行更快的增幅，意味着原本备受保护的汽车产业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

在拥护新自由主义以及更开放贸易政策的观察者眼中，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外经济体保持更紧密的贸易关系有助于阿根廷改善经济效率。通过获得更为廉价的机械设备和工业中间品，阿根廷的本土企业可以增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而在南共市的设计者眼中，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并不足以构筑本土竞争力。相反，中间产品的大量进口会削弱本土企业上下游之间的联系，挤压生存空间，延缓工业化进程，甚至造成“去工业化”或是“产业空心化”的危险。如果我们承认这两派观点各有其合理性，那么中国近五年对阿根廷的出口“大跃进”就是一柄双刃剑。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这柄剑的功能主要取决于用剑人的能力。遗憾的是阿根廷并不是一个高超的用剑人。

在2008到2014年间，阿根廷在对其最开放的巴西制造品市场上的份额从原本就不高的7.33%再度下滑1.33个百分点。这甚至不能归咎于巴西进口需求的减弱，而完全是由于阿根廷工业竞争力的匮乏。从总体上看，阿根廷在巴西市场上的竞争力不仅落后于拥有庞大劳动力资源的印度，也弱于有较高科技生产力的美国。在与横跨低、中、高技术产业的中国的比拼中，更是全面落于下风。因中国竞争因素损失的贸易额约在6.5亿美元左右。

与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巴西不同，阿根廷无法适时对竞争优势做出重新定位，从而在个别领域形成相对优势。如表2所示，比较阿根廷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两个时间段的表现，其相对中国的竞争劣势在几乎所有四个技术强度的产品类别中都呈现扩大的趋势。即使是看起来竞争劣势有所减弱的中低技术产品，主要原因也是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对金属工业进行了去产能的改革，从而导致了相关产品出口的减弱，而无关阿根廷的主观努力。再看竞争劣势最为集中的中高技术产品（见表3），除电子机械设备以外，所有产品类别的损失额都是扩大的。其中，前面所提到的汽车产业更是重灾区，且无论是整车还是汽车零部件的差距都拉大了。

显然，来自中国的工业中间产品的输入并没有转化为阿根廷的工业竞争力。如果说之前阿根廷还或多或少地嵌入了以巴西为主的产业链，那么中国的存在似乎并没有帮助阿根廷嵌入到更为广泛的国际产业链中，相反似乎还弱化了南共市区域产业整合的程度。 

投资结构

【然而，由此就判断中国对于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不是一个积极因素是武断的。除了贸易渠道，中国企业和政府还可以通过投资渠道来进行产业转移和技术传播。问题是中国的直接投资不仅绝对值小，而且过于集中于金融而非实业。】

首先，阿根廷央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阿根廷的外资存量为911亿美金，其中可追溯至中国的存量仅为7.58亿，占不到１%。其次，非金融直接投资存量为3.37亿，其中矿产采掘业的投资为1.4亿，占42%。事实上，在阿根廷所有非金融领域，中国企业的投资都远远落后于欧美先行国家，其行业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见图6）。

(数据来源：阿根廷央行)

中国资本的影响更多地是通过政府间贷款协议来体现的。经过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梳理，表四列出了2005至2015年间，中国在阿根廷的主要贷款项目。总金额达到153亿美金，是企业直接投资的20多倍，在拉美是继委内瑞拉和巴西之后的第三大贷款投放地。其贷款目的基本集中于轨道交通建设和新能源开发。政府间的金融援助由此成为了中阿经济交往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标志。

中国和南共市困局

【南共市的发展在短期内很难取得突破。更为现实的可能性是以阿根廷和巴西为首，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进行的双边协商将会增多，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主的改革将会进行，与区外经济体的联系将会增强，而务实外交将会成为主旋律】

南方共同体市场成立至今25年，阿根廷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距离构建更稳定持续的发展模式，重现百年前的荣耀还有很长的距离。对于阿根廷而言，到目前为止南共市不能算是一次很成功的尝试。问题在于南共市特殊的权利架构。如果非要给南共市寻找一个领导国家，那么巴西以其拉美地区第一大经济体的体量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是巴西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却低于阿根廷，甚至乌拉圭。巴西经济规模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这种落差使得南共市的运作很难复制东亚地区60年代以日本为领头羊的“雁行模式”。南共市的建立与其说是顺应企业自主的跨国经营，满足其降低跨境交易的成本，还不如说是一次政府主导的寻求本地区区域一体化的政治尝试。

政府主导的一体化进程并不必然失败，实际上，欧盟一直都是南共市国家的一个范本，但是欧盟的一体化是建立在有效且具有约束性的超国家的制度建设之上的，而南共市的制度建设却先天不足，无法有效地协调国家间政治、法律体系的不同，从而落实一系列集体性规章制度。正如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经济系Werner Baer和 Peri A. Silva指出的，国家利益冲突对政府间协议的落实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拉美，过去是，现在还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主旋律。国家利益冲突的根源，一方面在于各国民选政府受制于对内政治承诺，而对区域战略目标优先顺序的认知不同，另一方面在于巴西与其他成员国对于南共市可以带来的利益期待有落差。一旦国家利益最终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本已达成的区域内规则就很难在国家层面得到落实。比如，阿根廷和巴西之间不断出现的针对彼此的单方面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及各国以国内立法程序差异为借口在实质上形成的对关税同盟的背离。

缺少成员国间在贸易政策、产业政策、汇率政策上的协调，政府主导的一体化推进将会加深本就存在的国家差异和紧张，并限制一体化进程本身的发展。不健全的制度化建设同样意味着南共市成员国在发展与区外经济体的关系时，更多的是依靠双边谈判的机制，而很少能以南共市的名义取得整体突破。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与中国的关系。

在阿根廷和巴西相继面临经济衰退和政治动荡之际，新的国家领导人除了尽快复苏经济以巩固其执政合法性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在这种背景下，要求牺牲部分国家利益来谋求长期的共同发展，南共市的发展在短期内很难取得突破。更为现实的可能性是以阿根廷和巴西为首，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进行的双边协商将会增多，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主的改革将会进行，与区外经济体的联系将会增强，而务实外交将会成为主旋律。

对中国而言，南共市的一体化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课题。挑战在于，南共市的一体化意味着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会面对一个新的制造业竞争对手；机遇则是：可以大大降低中国企业开拓拉美最大区域市场的成本，并且保护中国企业的利益免于个别政府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而做出的侵害，提供更为优良的营商环境预期。

然而，与巴西一样，中国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和规模的大国，其国内要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还很多。而且中国不具备巴西一样的地缘优势，较难直接参与到南共市一体化的建设中来。即使退一步来说，中国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已经具备了向外转移部分落后产能的条件，现实考量之下，拉美也不会是优先转移方向。

事实上，如果仅观察现有的贸易和投资结构，中国的微观经济主体基本尊重了静态比较优势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经济理性人的大量中国微观企业并没有给包括阿根廷在内的南共市国家带去多少有别于以往南北模式的东西，而只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分散贸易和投资的选择。

真正具有中国烙印的新南南关系主要是在政府间的高层互动，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达成的政府间金融援助协议。在这儿，政府取代企业成为了最终的决定人。以本文中提及的中国对阿根廷的贷款项目来看，我们很难判断中国政府有多少国家战略考虑。不过以贷款主要集中在基建和新能源而言，由政府推动的贷款项目，主观上，有助于解决中国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为经济转型赢得时间和空间；客观上，则满足了阿根廷本身的需要。要知道，即使是在阿根廷政府换届，中右立场的马里克上台以后，基础设施和新能源依旧是希望能引进国外资金的重点领域。

事实上，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来看，增大社会固定资产投入，解决基础设施的硬件瓶颈是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也惟其如此，阿根廷才能真正释放潜在的比较优势，为民间经贸关系上台阶创造条件。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未来中国与包括阿根廷在内的南共市国家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依然会在这个方向上首先取得突破。

【作者：林越，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CECLA）研究员，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原文刊载于2016年10月《环球财经》·CECLA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