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肆虐以来,还从没有哪个地方,像印度这般怵目惊心过。 但人们或许不会想到,在那些新冠病毒肆虐着或肆虐过的地方,还有另一类人群,她们正在承受着远超普通民众的痛苦与煎熬。 一方面,她们和普通民众一样,在极具威胁的环境下艰难生存;另一方面,她们又无法像普通民众一样,获得基础的照料与权益。 换句话说,她们面临着高危病毒和艰难生活的双重威胁。 她们从事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但她们却处于这个社会的最底层,甚至连普通的民众,都可以鄙视甚至肆意践踏她们。 她们是特殊行业从业人群,更准确的说法,她们是性工作者。 本文试图通过实际案例,揭示这一阶层在新冠疫情中的生活状态。 一、印度,德里2020年3月,GB路,红灯区。 在印度,性工作从业者不违法,但有组织的卖淫却是非法的。 换句话说,个体经营,可以;公司经营,犯法。 虽然在大城市里,依然有很多特权阶层开设的妓院,但在GB路上,全是各自为政的独立从业者。 就像拉塔。 拉塔30岁,有3个儿子,已经在GB路住了九年。 印度第一波疫情封锁之前的生活,对于她们而言,才是常态,她们在晚上7点左右开始化妆,然后在穆吉拉大厅等候客人。 每当有客人进来,她们便会载歌载舞,竭力吸引客人们的注意力。 唱歌跳舞几乎融入到了印度人的血脉,以至于在任何“Make in lndia”的影片里面,都有或多或少几个唱歌跳舞的镜头。 当客人们问是否可以上床时,她们会要求对方支付40-50美元(合人民币257-321元),对方付完嫖资,她们才会被对方带走。 拉塔回顾这段日子时,眼角甚至不自觉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2020年3月24日,印度开始全国性封锁,按照政府的统一部署,GB路的商铺不得不关门停业。 拉塔坦言,在封锁前,GB路到处是人,街道上很拥挤。但封锁后,所有的人都把自己关在家里,街道上甚至看不到一只活物。 这样百无聊赖的时间,她不知道会持续多久,在最为寂寞的日子里,她甚至想过拿头撞墙。 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来了,没有收入、更没有存款的他们,开始不得不为一日三餐担忧。 政府却没有给她们足够的帮助,在GB路,每天会有一辆政府的食品车开过来,给她们分发食品,正常情况下,她们的补给是面包和扁豆。 即便是这样的食品,一天也只能分发两次。 相对于政府,拉塔及她的姐妹们更感激非政府组织,那是一家名叫Kat-Katha的民间组织,她们给孩子们提供牛奶,给普通人群包括性工作者分发口罩,对GB区的人们进行安全和卫生教育。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拉塔与Kat-Katha组织的创始人吉坦买利·巴巴尔进行过一次长谈,巴巴尔告诉拉塔:GB路不应该是妇女们出卖身体的地方,当人们提起GB路的时候,他们想到的应该是妇女们织就的柔软可身的衣物,烘焙的最美味的面包或蛋糕。 “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我们应该一起推动这件事。” 在那之后,拉塔开始召集姐妹们与这个组织合作,试图搬出GB路。 拉塔组织了另外4名性工作者,建设了一个“麦特里餐厅”,开始为贫困儿童做饭。 在印度语中,“麦特里”的意思是“爱”。 拉塔五人对自己身份的担心并没有出现,人们喜欢并享受她们的食物,她们也开始憧憬起未来。 “我希望至少有500个姐妹加入这项计划,共同经营餐厅。”拉塔真心希望“麦特里餐厅”能够做大做强。 但疫情的封锁让这一切成为了泡影,“麦特里餐厅”不得不关门,拉塔也不得不推迟放弃性工作者的计划。 二、阿根廷,科尔多瓦阿根廷的法律和印度类似:有组织的卖淫和拉客是非法的,但个人允许通过性交易谋生。 马科斯是一名性工作者,男性,29岁,入职已有11年。 这个家境贫寒的大男孩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入行之前,他曾极为排斥性工作,因为那是一种罪恶。 神的信仰却战胜不了饥寒交迫,18岁时,马科斯开始与第一个男人约会。 那个男人最终成了他的伴侣,成了他众多男性伴侣中的一个。 凭借好学、审问、钻研等优良品质,疫情之前的马科斯,已经是科尔多瓦最受欢迎的男伴侣之一。 但疫情还是在阿根廷爆发了,这个已经习惯于花天酒地的大男孩,不得不为重新为自己的生活考虑。 封锁之前,马科斯每天能赚135美元以上(合人民币870元),这让他有足够的资本去奢侈。 但现在,他只能依靠“食物银行”调剂。 在阿根廷,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提供对对性工作者的支持,政府只有一个模糊的计划叫“紧急家庭收入”,这个计划让包括马科斯在内的社会底层人员,可以每月有130美元(合人民币836元)的收入。 但这,不及他正常工作时的一天。 虽然阿根廷总统启动了一项计划,延长租客交房租的时间,并且不允许房东驱逐顾客,但生活不仅仅是住所,总有其他的费用等着他来支付。 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收入,马科斯不惜违犯政府的封锁条令,私下去见自己的客户。 他既担心自己的健康,又担心客人的健康,他督促自己的客人洗手,他害怕染上新冠,但他更需要钱。 当客人砍价时,他不得不大幅降低价格,因为失去了一个客人,等另一个客人是猴年马月的事。 “我感到孤独,我的很多伙伴都有同感。”马科斯悠悠地说。 对比自己“最受欢迎男伴侣”身份所带来的生活,马科斯认为,绝大部分的性工作者,形势比他更为严峻。 “我会支援性工作者群体,因为我相信,当你提供帮助时,你也会得到帮助,我很需要帮助,但我总觉有些人比我更需要帮助。”深掩在夜色的马科斯,语气有些沉重。 但他已经付诸了行动,他开始做志愿者,与他的伙伴们一起轮班值日,为性工作者和普通民众提供午餐和晚餐。 马科斯是个有丰满理想的男青年,他甚至是个时间管理大师。 趁着疫情封锁,他把家里做了翻新和清洁,甚至买了一些书,重新开始学习。 “我一直没有读完高中,我觉得这一年确实荒废了,但我已经尽力地利用这些时间,我想,这对我以后的工作有所裨益!”。 三、中国,台湾在宝岛台湾,成人娱乐场所是受法律保护的。 即,无论个体还是公司,都在法律许可的框架内。 台湾的陪侍主要是女性,她们为寻欢的男性提供陪酒、陪唱等服务。 李依珊就是其中的一位,她是一位单亲妈妈,有个未满2岁的小孩。疫情开始前,她在KTV里做小姐。 本人曾接触过很多台湾人,感觉他们每个人都非常讲礼貌,说话的语速很慢,让你听得清楚又觉得亲切。 李依珊也是这样,但她更加漂亮,爱笑,活泼又机敏。 即便我这样的四旬老汉,在与她交流后的一段时间里,都有种余韵未尽、蠢蠢欲动的感觉。 她这样讲述她的工作感悟:我贩卖的是“温柔乡”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必须把顾客当做自己男朋友。 她讲工作细节:大哥要抽烟的时候,不是我帮他找打火机,而是在我嘴里点上,放进他的嘴里。 业界良心! 李依珊算的上苦命的人,很早就经历了父母离婚,她们姊妹三个全靠母亲抚养长大。 她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做陪唱,疫情之前,她一个月可以赚14万新台币(合人民币32400元)。 台湾在疫情管控方面的措施还是不错的,但李依珊却明显地感受到了生活的差异。 她的日常开支,孩子的尿布奶粉,凡是能刷卡的,她全部刷卡,用下一次报酬支付现在的开支。 这是标准的“负婆”模式。 未封锁之前,已经做了妈妈的李依珊特别注重卫生防御,这让她经常被客户嘲弄,关于“怕死就不要工作”的话题曾不断地萦绕着她。 她曾经恼怒过,但这样的情绪在她的内心里只是一闪而过。 “不工作,就会饿死!”李依珊灿烂的笑着,像是在讲述另一个人的故事。 2020年4月8日,台北一家夜店的女店员,在新冠疫情检测中呈阳性。 4月9日,台湾性服务行业全面停业。 对于这次停业,李依珊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任何行业,都是有需求才有行业,只对“八大行业(台湾传统服务行业)”开刀,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在李依珊工作的夜店里面,有80%的是单亲妈妈,还有10%的单亲阿妈(奶奶)。 无论姑娘、单亲妈妈还是单亲奶奶,无论她们以单纯示众、以风韵迷人还是以浓妆遮掩,她们都会身着符合她们气质的衣衫,站成一整排,让客人挑选。 这让本老汉不由的想起了东莞的ISO。 停业之后,李依珊不得不去找另外一种养家赚钱的方法。 她尝试着去做布丁,她必须成功,因为她不知道一旦失败,要靠什么来生活。 她在line和facebook上发朋友圈,招揽自己的生意。 按照大陆的话来讲,她做起了“微商”。 利用老顾客的关系,当天她就开单了,对方订了12枚布丁。 但这样的收入与之前相比,差距就太大了。之前,她工作一个小时可以赚到600新台币(合人民币140元),现在,想赚这么多,她需要站一整晚。 她换了更便宜的房子,尽可能的节约开支,但收入还是太少,她开始寻求政府的帮助。 但政府救助需要她的执业证照,她给公司打电话,老板却直接拒绝了她。 老板告诉她,可以帮她介绍工作,但要转入地下。 李依珊清楚的知道,依托政府的救助已经不现实,而工作转为地下的话,那种不可控的防疫条件,必然会让她面临更为糟糕的情况。 “在纾困方面没有任何配套措施的情况下,政府不应该说停业就停业。我们都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为什么我们要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 说这番话时,李依珊收起了笑容,严肃而认真。 四、近况2020年的第一次疫情封锁解除后,印度GB路的商铺重新开业,但“麦特里餐厅”仍然在关闭,拉塔也开始重操旧业。 而按照印度现在的疫情态势,我们甚至都无法确认,还会不会有“麦特里”的存在。 阿根廷的疫情封锁解除后,马科斯立即跑出去见他的客人。 “现在所有人都面临困境,但我们性工作者没有养老金或福利,什么都没有。”阿根廷小伙一幅面色忧伤,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台湾成人场所重新开放后,对客户提出了要求:需要提供身份证,以便追踪联系方式。 这简直是要彻底断了“八大行业”的退路。 李依珊却没有回去工作,她把新租的房子改成了布丁店,同时照顾着孩子。 “我们是被社会抛弃和误解的那类人,但我要跳出来告诉姐妹们,我可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我这样子立刻做转变。”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爱笑的、美丽的母亲,脸上挂满泪痕。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权必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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