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职业的关系，总会遇到朋友询问：“会计为什么读博士?"或者“会计为什么还要做研究?”。 言下之意，会计工作大体上不超过记账算账的范畴，似乎很难想象其中的研究价值。
我非常理解这样的疑问，事实上，在读博前一年，我就开始思考会计学科研究工作的有用性问题；如今毕业已有七八年了，我也没有明确的答案，只是有一点朦胧的线索。
下面的文字，也可能会不自觉对已投入宝贵年华的事业进行辩护，但我尽量做到坦诚。
从求知的角度来讲，科研并不纯粹追求现实有用性，以实践中的有用性来评判研究选题至少不够全面。历史上，有太多当时无用的研究，在百年以后或千年以后很偶然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
但是，我还是准备从实用性的角度来为会计学科的科研做一点解释。
Zimmerman 2001年在JAE的综述文集中写了一个评论（Conjectures regarding empirical managerial accounting research），文中他批评了Ittner and Larcker的管理会计研究综述没有使用理论框架，而使用咨询公司的的一个咨询服务框架来组织和综述当时的管理会计研究成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Zimmerman的批判理由是理论的匮乏会导致知识的碎片化，知识无法得到积累和传承，后人不得不花费高昂成本重复前人的工作。
Williamson在1979年发表了《交易成本经济学：契约关系的规制》，文中提到一个例子，当代才智之士即使运用显微学、数学、化学和电气化工具，也无法复制出200年前一个半文盲斯特拉蒂法利乌斯随手制作的一把小提琴。这个例子至少表明，即使是不那么精密的日用器具，若未对其制造知识进行分析和梳理，在百年的时间跨度下，很容易就消失了。
因此，从知识积累和传承的角度而言，理论不可或缺；理论须通过科研求索，于是科研着实必要。 平心而论，现代复式记账系统确实精巧而复杂，若无法进行理论化，则其知识消散速度必然要快于小提琴的制作。
仅举一例，在成本核算领域，当前市面上的大多数教科书和商业咨询书籍都会告诉读者，传统的完全成本法已经落伍，需要采用作业成本法进行改进升级。如果不理解成本核算系统最初是为实现控制员工和生产决策双重功能而设计，采用作业成本法在增强决策功能的同时会削弱控制功能，那么，盲目追新给企业带来的必然是不利的结果。 幸运的是，Zimmerman将这一知识理论化并记录在《决策与控制会计》一书之中，只要后进学者在面临作业成本法失效时，还能找到这本书，就有助于拨乱反正、激浊扬清。
早先的会计学者，很多都有着宏大的目标，希冀公司的价值可以由资产负债表中的数字准确反映。换言之，这个公司值多少钱，读者只需看一眼资产负债表上的权益数字即可。 当然，权益数字和公司市值差距甚远。而诸多财务舞弊和会计操纵行为，极大损害了会计职业的信誉，带来了投资者对会计数字的质疑和轻蔑。略微夸张的讲，会计在历史上面临过严重的生存危机。在那个时期，会计的有用性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与千万会计从业者的饭碗挂钩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Ball and Brown 1968年写了一篇文章《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这篇文章以非常简单和有力的思路论证了会计的有用性：如果投资者能提前一天知道上市公司的利润相对去年是上升还是下降，那么，她可以通过做多或卖空股票而赚到钱。这篇文章以略微庸俗的标准，对会计有用性这一经典的理论问题做出了广泛接受的解答。 时至今日，会计从业人员的膨胀何止百倍。当我辈面临职业质疑，最有力的答案无非这一思路的延伸。 或许有读者会问，已知A股上市公司常常暴露出舞弊案件、会计从业人员素质还有待提升的条件下，A股上市公司的会计数字也有用么？赵宇龙于1998年在《经济研究》发表了《会计盈余披露的信息含量——来自上海股市的经验证据》，给出了中国上市公司会计盈余信息有用性的证明。这已是23年前的事情了。 如果上面两篇文章当时给出了相反的答案，那么，会计职业的发展一定与今日大不相同。 科研的进展或许存在偶然的井喷时代，但在大部分时间都是缓慢的。 身处高校，我也对当前的科研生态颇有微词，屈身而为稻粱谋是不得已的选择。 然而，以长远眼光来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对大部分学者而言，毋庸说王者，即使是名世者也无法达致。勉力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对既有知识尽可能无有遗漏的记录和梳理，二是贡献些许碎片化的新得。 而后期待有王者或名世者能以更完善的理论框架统一会计学科知识。这或许是平庸如我可以达致的。 最后，“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 人生短短数十载而已，无有百年甚或千年的视野，很难理解某一事物的有用性，科研的意义至少有一部分就在于此。 西方复试记账，自卢卡帕乔利算起，大约500年。 中国古代会计实践中有“四柱清册”核算，自唐中叶施行于官厅核算，沿用至清，约有千年历史。 沿用千年，至少说明“四柱清册”有其过人之处，可惜当代已基本绝迹，后学想对之革新以适应于当代则千难万难。 如果在某一历史时期，有三四代学者对“四柱清册”进行理论化的梳理，也许我们会给世界呈现一些不一样的会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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