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落岁月的风尘，历史将变得从容。1968年10月21日，几名美国官员走进一座普通的香港民宅，拜访一位“重要人物”，以获得主人对大陆时局的高见，供美国政府参考。 这位身居陋巷的主人，正是移居香港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张国焘。此次访谈的资料一直被美国政府作为机密文件收藏，直到1992年才公布其相关信息。而在张国焘的这些访谈的资料中，对毛泽东的评价甚高。 张国焘曾有过叱咤风云的革命经历，后来却沦为中共历史上最有名的叛徒之一。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一直到长征之前，张国焘为革命还是做出了不少贡献。 但是，岁月易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他的野心开始膨胀。1935年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之后，作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妄图以军力胁迫党中央，以获得最高领导权。 并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力主南下，另立“第二中央”，事实上走向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此后，他一意孤行，拒不执行中央关于北上的决定，直至南下受阻没有出路后，才被迫北上与中央会合。
从1937年开始，中共中央开始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大批判，一向心高气傲的张国焘对自己的前途心灰意冷，渐生叛党之意。 就在这时，原红四方面军重要将领何畏公开叛变投敌，曾为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 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从西安逃至武汉，然后公开叛变投敌。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4月22日的《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投奔国民党后，张国焘先后委身于军统、中统等处，还当过一段有实权的地方官----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官场的倾轧令他郁郁不得志，很快就被国民党所冷落。 解放战争期间，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 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 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在香港，张国焘一度与人合伙，办起了一个名叫《中国之声》的杂志，张担任杂志社社长，杂志自称“既反共，又反蒋”。但不久张国焘就与合伙人产生矛盾，张被合伙人轰走。离开杂志社之后，张国焘看到黄金价格一路飞涨。 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 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又在买菜时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就在张国焘艰难度日之时，美国的一些机构对他产生了兴趣。在他们看来，张国焘虽然已经离开政治中心，但他曾长期担任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他的一些见解和回忆或许对研究中国有着极大的价值。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表示希望张国焘为该中心撰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 在当时，每月2000港元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对张国焘来说更是雪中送炭。时年64岁的张国焘满口应承，开始写回忆录。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了其回忆录的中文版权，这便是后来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1980、1981年由现代史料编刊社内部印行，后又由东方出版社数次印行)。 美国政府的相关机构也看中了张国焘，让他对红色中国的时局发表一些看法。此时的张国焘虽远离政治，但仍然密切关注1966年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 1968年10月21日，三名美方人员(这三人包括两名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官员和一名美国专家，为首的是负责中国大陆事务的领事馆官员米西兰尼奥斯)对其进行专访，在这次访问中，张国焘大谈他对“文革”走向的判断。 在张国焘看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如外界所推测的)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他认为毛泽东此举还有着哲学上的思考。早在五四时期，张国焘便和毛泽东相识，在中共一大上，两人又一同与会。 此后，两人都曾担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四川小金县) 会师后，张国焘又曾与毛泽东发生政治斗争。毛、张两人既曾是同志，又曾是对手，张国焘对毛泽东自然有自己的认识。 在与美方来访人员谈到毛泽东时，张国焘认为毛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认为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也就是所谓的“变修”时)，毛便想采取措施来达到目的。这是“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张国焘也认为，在“文革”发动以来的两年中，毛还常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从而采取一些危险的戏剧性的行动。 张国焘还认为，对于那些“文革”中迅速上升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获得一些权力的“革命小将”和造反派，张国焘认为这些人缺乏实际工作能力，那些年轻的“革命继承人”不能胜任工作反而成为负担。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衰落后，中国将回归平静，“ 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必然难以为继，将由此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 “文革”的浪潮很快波及香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叛徒，张国焘觉得，如果还呆在香港将难逃厄运。惊恐之余，张国焘夫妇决定出国避难。1968年底，就在接受美国人采访后不久，张国焘一家移居加拿大。 张国焘夫妇到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但不久，他和杨子烈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便搬出了儿子家，住进免费的养老院。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还有残疾，无力照料张国焘。张国焘只得申请住进老人病院。 妻子想到他的同乡、曾任国民党武汉警察局局长、现移居美国的蔡孟坚，决定找他帮忙。蔡孟坚与张国焘妻子见面商议办法。蔡孟坚说，20年代末期，张国焘任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时，王明曾将在中山大学读书的蒋经国打成托派，并拟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经张国焘斡旋，苏联方面才准许蒋经国转到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张后又争取让蒋经国去工厂做工。 张国焘对蒋经国有恩。现在蒋经国在台湾掌权，可以去求助他。张国焘妻子同意蔡孟坚的建议。尔后，蔡孟坚致电台湾，不久，张国焘收到蒋经国送来的一万美元支票。 1979年11月26日，是张国焘的82岁生日。3个儿子将他从老人病院接到大儿子张海威的家中，天伦之乐使张国焘的心情好了起来，不愿再回到严寒难忍的老人病院，不由得脱口而出：“病院有时暖气关闭，冷得我时作呕吐。”一家人听后，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儿呢？3个儿子都勉强度日，再加上张国焘就更拮据了，最后，他只能回到他不愿住的老人病院。当张国焘离开家时，杨子烈为他准备了几床毛毯，使他减少些严寒。 这年冬天的加拿大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张国焘只有默默地忍受着严寒的折磨。 身体已虚弱不堪的张国焘受此风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他想再看一眼亲人时，身边却空无一人。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 张国焘死后，生活都颇为紧张的子女竟出不起丧葬费。老伴杨子烈只有告知蔡孟坚这一窘况。蔡孟坚转告了蒋经国。几天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3500美元，用于处理张国焘的后事。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的一个公墓中，魂丧异国。 张国焘叛逃后总结教训 虽然都是先盛后败，但张国焘的人品真的赶不上陈独秀。 陈独秀去世在社会上并未引起很大反响。 中国共产党没有作出正式反应，延安的《解放日报》和在重庆的《新华日报》都未予以报道。一个多月前，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党史》的讲话时提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既然是以后的事，那就不必要在当时匆匆作结论，所以中共机关刊物保持缄默。 国民党中央社作了三句话的报道，对其生平事业只提了一句：“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与国共两党的克制态度相比，一些社会人士倒是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悼念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反映民众对陈独秀之死的普遍观感：“假如陈独秀死在10年前或20年前，噩耗传来，无疑将引起全中国或甚至引起全世界的大冲动，可是这个时候，他的死不过像一片小小的瓦片投到大海里。” 一代俊杰，死非其时，令人生出无限感慨。 6月1日，张国焘特地从重庆赶来参加陈独秀的出殡仪式。葬礼只能用“凄凉”来形容。没有致悼辞，没有宣读唁电，也没有将亲朋好友所送挽联悬挂于灵堂。送葬的人群有一二百人，多是亲友和鹤山坪的乡亲。 这一二百人中，与中共有渊源的只有包惠僧和张国焘。他们都是“一大”代表，而在送葬时，一个脱党，一个叛党，都不甚光彩，所以高语罕在介绍他们身份时把张国焘说成是陈独秀之北大高足。 送葬完毕，高语罕拿出两副挽联请张国焘评点。 一副对联是高语罕写的： 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 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 另一副对联是曾任代理行政院长的陈铭枢所拟： 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 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两副挽联不约而同地写出了陈独秀志吞江海、特立独行、毁誉集于一生的特点。 张国焘无心评点挽联，满怀伤感地说：“真没有想到，仲甫先生就这样去了。” 他可能根本没有想到几十年后，自己的下场会比陈独秀更凄凉。不管怎么说，陈独秀去世时还有一二百人送葬，还有两副知己充满敬意的挽联，还有报刊评价他“较有操守”，还有瓦片丢落水中激起的涟漪，而他自己却如同轻烟一般悄然而逝，无声无息。 纵观两人的一生，陈独秀始终保持了书生的耿介、学者的执着、政治家的操守，而张国焘一样都没有守住。虽然都是先盛后败，由主角沦为观众，但张国焘的人品真的赶不上陈独秀。 在张国焘还笼罩着一层神秘灵光时，戴笠对他十分尊敬，认为只要他肯卖一点气力，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那段时候，张国焘不仅是戴笠宴会上最受欢迎的佳宾，也是戴笠最引为骄傲的部属。 每次请客，他都要邀请张国焘参加，宴会之前，他会用很神秘的口吻对朋友说：“明天请你来吃饭时，你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张国焘不同意戴笠把他位列第三，排在毛（泽东）王（明）之后。他说：“在长征途上，要是我心狠手辣一点，我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就不是第三、第二了。” 不仅在交往中，张国焘享有特殊的礼遇，在生活待遇上，他也高人一头。当时，军统各处处长、主任均为少将军衔，惟有张国焘例外，他在军委会设计委员会中挂中将军衔，是军统中除局长戴笠、副局长郑介民之外，第三位中将级的显赫人物。 另外，军统还给张国焘个人配备专车、专门的厨师、专门的勤务员。这使得众多的国民党老牌特务嫉妒得要命。 本文摘自《张国焘的这一生》，少华 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