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各种媒体在提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时，“徐向前、聂荣臻”都是联在一起的，他们两人都属于靠边站的副委员长。 聂、徐在历史上就是经常排在一起的。1948年下半年，华北军区重新组编。聂是司令员，徐向前是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和政委。1949年10月后，徐为总参谋长，聂为副总参谋长。 朱（德）毛（毛泽东）、张（国焘）徐（向前）、贺（龙）任（弼时）是红军时代三大主力的代表。1932年，当聂任一方面军一军团政委时，徐已于前一年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但徐到延安后，却因张国焘的阴影而一直受到抑制。 1937年改编为八路军时，四方面军的部队改编为一二五师。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是副师长。聂则为一一五师政委，地位比徐高；1937年五台分兵后，聂更获得独立领导一个战略区的机会。当徐在八路军一纵队司令、晋绥联防副司令、抗大代校长任上奔波劳碌时，聂已把晋察冀建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了，他的地位和重要性超过徐向前。 1946年内战爆发后，重要将领纷纷走上前线，徐却还得在延安养病，1947年与徐特立、王明等人撤出延安后，他要求重返太行。1947年6月，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即原一二五师）副司令，此时刘邓、陈谢大军先后南进，徐的任务是在后方保障后勤。 但他没有满足于当后勤部长，很快就把军区所属的地方部队约五万人升级。这支新部队以打下运城、临汾的战绩而在1948年6月编为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打下晋中后改编为第十八兵团。1949年月4月，打下太原后，这个兵团即被彭德怀带到西北战场，徐先在太原、后在青岛养病。1948年的聂正徐副有其合理性。
毛泽东时代，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主要由一方面军的人担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叶剑英，总参谋长粟裕、黄克诚、罗瑞卿、黄永胜都是江西出来的。1959年庐山会议后，罗荣桓曾提议由贺龙为国防部长，毛未予首肯。 但恰恰是毛一直没有信用的徐向前，既做过国防部长也任过总参谋长，这主要是对前四方面军总指挥历史地位的象征性尊重。1949年10后，聂、徐的地位对调了一下，徐正聂副。不过此时徐还在养病，总参工作实际上一开始就由聂代管，1950年初，聂被正式指定为代总长。 1951年5月，身体恢复后，徐的使命也只是率领中央政府兵工代表团访苏，10月下旬回国后又因病休养。“身体稍好后，主持了一段总参谋部的工作。1954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后军委分工我负责空军和国土防空工作。”（徐向前，1987：805）1963年分管民兵。这就是说，当徐可以正常工作时，就不再担任总参谋长了。继徐向前任总参谋长的，是原一方面军的粟裕。 离开总参谋部后，原副总长聂荣臻在军队的位置始终比原总长徐向前重要。彭德怀出局后，连朱德都只能任军委常委，聂却是名列林彪、贺龙之后的第三副主席。这一格局在“文革”中似有变化。 1967年2月10日，毛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央常委扩大会以后要扩大，增加的人员中有徐而无聂。（刘树发，1995：1184）1973年初，毛在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军委工作会议上，鉴于井冈山下来的只剩下二十多人和邓小平复出的现状，曾说“现在要多用四方面军的人，刘邓的人。”（陈士榘，1993：323）事实上，“文革”时期，四方面将领颇为风光，“九大”后进入政治局的军人中，新面孔除了林彪的黄、吴、叶、李、邱外，就是原四方面军的陈锡联、李先念、许世友、谢富治、李德生。 1978年，徐向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加上他的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形式上与此前几任国防部长一样。彭、林、叶三位元帅任国防部长时，都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总参谋长则都是大将，国防部长显然是总参谋长的领导。 林彪事件后，叶剑英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74年邓小平兼任总参谋长，他们都是中央副主席，两个位置已接近平衡。徐任国防部长时，总参谋长邓小平实际上是最高统帅。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徐任何职，他都没有真正掌握军权，所以在他的回忆录干脆就没提当国防部长这回事。 力挺毛泽东 徐向前，原名徐象谦，字予敬。山西省五台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 1955年，在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元帅中，只有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也是与毛泽东相识最晚的一位。其实，早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就奉党组织之命，四处寻找过毛泽东，只是没有找到而已。 后来，徐向前与毛泽东相识于长征途中。当时，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总指挥。当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暴露后，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连夜北上，陈昌浩询问徐向前：打不打？徐向前愤然说道：“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从而避免了一场悲剧，从此也开始了他与毛泽东的伟大友谊。 徐向前对毛泽东充满了无限崇敬之情，在他一生中，始终维护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对徐向前的人品极为赞赏，对他指挥作战的能力十分推崇，数次赞扬。经过“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徐向前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在林彪败逃后，毛泽东握着徐向前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 “找毛泽东” 1926年底，徐向前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第一队少校队长。武汉军校名声很大，号称“第二黄埔”，全称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校长是蒋介石。 1927年3月，徐向前在武汉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不久，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与武汉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相对立，形成宁汉分裂局面。六七月间，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反革命勾结愈来愈紧密，武汉三镇一片混乱，许多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得到党的指示，先后离开武汉。 为保存革命力量，应付更大的反革命突然事变，党组织决定，派一部分人去张发奎的部队去工作。当时张发奎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其指挥部设在九江。共产党认为他是国民党“左派”，对他抱有幻想。徐向前也接到党组织通知，要他去张发奎的指挥部去工作，担任上尉参谋。 当他收拾行装准备出发去九江的时候，党的地下“交通”给他送来一张纸条。他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找毛泽东。”他看完纸条，抬起头来，地下“交通”已经无影无踪。再一细看那纸条的正面反面，只有“找毛泽东”四个字，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地址，没有联系人，这可使他为难了。 徐向前第一次听说毛泽东的名字是在黄埔军校。1924年初春，徐向前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考入黄埔军校，很快知道了两个共产党人：一个是政治教官肖楚女；一个是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政治周报》主编的毛泽东。徐向前与黄埔军校的学生兵常在一起读书看报，谈论政治活动，看毛泽东的文章，对毛泽东的名字留下较深的印象。 没想到，几年以后，竟然要他去找毛泽东。这叫他作了难。心里想：到哪里去找毛泽东呀？他在武昌？在九江？还是在长沙？是“交通”粗心大意，还是不便说明地址？徐向前揣摩了半夜，也没有揣摩出个头绪。 无奈，徐向前只好先到九江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指挥部暂时栖身，一面当参谋，一面秘密打听有关毛泽东的消息。几天过去了，也没有毛泽东的一点消息。 夜里，徐向前睡不着，一直纳闷：为什么上级党组织让自己去找毛泽东呢？自己在黄埔军校认识了周恩来、陈毅，“交通”怎么没让自己去找他们，偏偏叫自己去找并不认识的毛泽东呢？ 许多年之后，徐向前才知道了其中的理由：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准备奉命去发动秋收起义，急需一些军事骨干，有人把他给选上了。当然，徐向前最终与秋收起义无缘。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同志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徐向前得到这一消息后，暗暗盘算：找不到毛泽东，是不是奔南昌？这一想法还没有定下来，8月2日夜里，他突然接到紧急集合的命令。他和其他军官们被集合在一个大厅里，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一会儿，张发奎带着卫兵来了。这位总司令几天前还信誓旦旦地保证，要和共产党合作，今天却突然翻脸了。他公然宣布：“军中的CP（指共产党）分子三天内保护，三天后不再负责。何去何从，你们自己想办法。” 张发奎剥去“左派”外衣，露出了反革命凶相，三天以后会干出什么样事，徐向前已经估计到了。他不能待下去了，要赶快离开。这时，徐向前又想起毛泽东。为了寻找党组织和毛泽东，徐向前决定重返武汉。第二天天不亮，他悄悄离开九江，乘船逆流而上。他想到武汉去找那位“交通”，通过“交通”再找党组织和毛泽东。 然而，徐向前在汉口码头一上岸，发现大街小巷充满了恐怖气氛。他已经预感到，寻找毛泽东更为困难了。他在一家小旅店住下，第二天去找那个秘密接头的“交通站”。说是“交通站”，实际上是街面上的一个小杂货铺。他一连去了几次，远远地看去，门总关着，空无一人。 显然，原接头地点已遭破坏，人已经转移了。徐向前在武汉住了两天，一无所获，于是决定到上海去找党中央。他由汉口坐船到了上海，在黄浦江边一家名叫“泰安客栈”的小旅馆住下。他白天出去转悠联络，很晚才回来，可是，一连十几天过去了，钱花光了，仍然没找到一丝线索。 一天，他在街上突然碰到武汉军校一队的司务长李楚白，向李述说到上海的目的和这几个月的经历，特别问起毛泽东。李楚白说，他也不知道毛泽东在哪里。但徐向前在李楚白帮助下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徐向前回到旅馆，第二天吃早饭时又遇上山西老乡程子华。程子华曾是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又在武汉军校一起工作过，当他得知徐向前到上海也是找党时，很快帮助他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不几天，徐向前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说广州组织起义，缺乏军事干部，要他即刻动身前往广州接受任务。于是，徐向前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不久，程子华也被派往广州，找贺龙、叶挺的部队。 广州起义后，徐向前先被中央军委派往海陆丰地区，后又到大别山发展革命武装，搞武装斗争。自那以后，寻找毛泽东的事就暂时搁下了。但毛泽东的大名却一直记挂在徐向前脑子里，他身在大别山，暗地里却特别注意打听毛泽东的消息。由于相距较远，加之敌人封锁，有关毛泽东的情况他知道得不多。 几年以后，徐向前才知道井冈山有个“朱毛红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再后来，他又知道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泽东。 与此同时，徐向前在大别山区也知道了毛泽东和朱德创造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以及“诱敌深入”的战术，知道了一些毛泽东关于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和红军的建设原则。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以及他们用兵作战的思想，徐向前十分敬佩，特别注意学习中央红军的作战方法。这时，毛泽东却不知道革命队伍里有个徐向前，更不曾想到他将来会成为新中国的元帅。 毛泽东知道徐向前的名字，是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时。毛泽东听说徐向前这位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出色地指挥了许多战役，把他看作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但是，徐向前是怎么一个模样，毛泽东却从未见过，不得而知。 1935年5月上旬，率红四方面军转战到四川涪江流域江油、中坝地区的徐向前听说毛泽东率领的长途中的红一方面军准备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非常高兴。对于久已盼望见到毛泽东的他，不由想起八年前四处寻找毛泽东的情形。现在就要与他会合了，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 徐向前对毛泽东非常佩服，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早已非常熟悉。 5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已进入川康边，正经会理、冕宁北上，两军会师指日可待。喜讯传来，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即派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一部兵力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敌人，接应中央红军。 行前，徐向前特别向李先念交待，要他从各部队多抽调一些炊事人员，带上粮食、盐巴和炊具，会师时配给红一方面军。他说：“我们西征时吃过苦头，炊具丢了，炊事员跑散了，部队没饭吃。这次要先帮助兄弟部队解决吃饭的问题。” 6月8日，李先念率部攻占懋功、达维一带。这时中央红军已先后占领安顺场和泸定桥，渡过无险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向宝兴急进。两军会师就在眼前。 6月12日，徐向前奉命代表红四方面军起草了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川西北的敌我态势，表示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百万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艰苦转战的中央西征大军。 并建议：“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住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宗南）还是先打刘（文辉），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徐向前派警卫员康先海带一个警卫班，将这封密信从他所住的会理县送到懋功。他再三叮嘱康先海：“信一定要送到毛主席手里。” 6月12日，李先念率领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下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1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红军和党中央领导人抵达懋功，会见了李先念等同志。 为了欢迎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徐向前命令红四方面的红军指战员打草鞋，织毛袜，捐慰问品。仅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一军一批就送给中央红军衣服500件，草鞋1400双，毛袜500双，毛毯l00条，布鞋170双、袜底200双。 徐向前与红一方面军相会，最先见到的是彭德怀。7月6日，徐向前奉命率10多个团，从理番地区出发，沿川北的黑水河北岸前进。7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的红三军团已进抵黑水、芦花地区。军团长彭德怀得悉徐向前所部正向维谷开进，当即率一个团前来接应。 维谷渡口的索桥已被敌人破坏，两岸的红军只能隔河相望。徐向前来到河岸，只见对岸走在部队最前面的一个人挥动着手中的斗笠在呼喊。徐向前也挥动八角帽回话，因水声太大，谁也听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第二天早晨，徐向前从维谷赶到亦念附近，找到一条绳索，坐在竹筐里滑过去，终于跟彭德怀相会了。他们见面之后，彼此通报了情况。 因桥未架好，大部队无法过河，徐向前率部在维谷一带住了两天才抵芦花。这时，张国焘、陈昌浩和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陆续来到芦花。直到这时，徐向前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是在藏民地区一座简陋的房子里，徐向前和他久已盼望的毛泽东头一次握手相会，同时在场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领导人。 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你就是那个在鄂豫皖大别山搞斗争的徐总指挥呀！向前同志，你辛苦了！” 徐向前说：“毛主席，我很早就想找到你！只是……” 毛泽东并不知道八年前徐向前接那张纸条的事，只是说：“我也是一样想念你们啊！”当时，毛泽东最关心的是敌情，所以，谈话内容很快转到有关敌人的情况上来，徐向前八年前曾经找过毛泽东的事一直没有谈出来。 其实，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心情并不痛快。因为张国焘很难共事，对徐向前一直存有疑心，是“用而不信”，许多事使他左右为难。他见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时，最想说的话就是提出请求，希望离开四方面军，由中央另分配一个工作。 在同毛泽东的交谈中，徐向前就表达了这个意思。但毛泽东听后只是微笑，没有表态。其他领导人也都只是听，不说话。 毛泽东有意把话题支开，说：“向前同志，你们这些年工作成绩很大，创造了两个大苏区，打了好多大胜仗啊！” 徐向前又转回来，说：“我这个人水平不高，能力差，想请求中央另分配工作。”毛泽东仍是微笑。这一问题的谈话没有继续下去。他们谈话的内容很快转到了关于敌情和北上作战的问题上。 关于敌情，毛泽东询问得很详细。徐向前把周围敌人的兵力部署、各路敌人的作战特点及装备情况，均一一作了详细介绍。 第二天，在芦花的一片草地上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授奖仪式。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将一枚五星金质奖章授予徐向前。这枚奖章是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临时政府决定授给八位将领的，徐向前是其中之一，当时因为徐向前远在大别山区，这枚奖章一直保存着。 在授奖仪式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对徐向前在创建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斗争中，在指挥红四方面军作战中屡建战功给以了高度评价。徐向前十分感动，这是他在革命军队里第一次受到的最高奖赏。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广大红军指战员兴高采烈，无比兴奋。但是，张国焘见中央红军的数量不及红四方面军的一半，于是个人野心恶性膨胀，先是以种种借口向中央争兵权，继之又公开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后来，党中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适当满足了张国焘的部分权力要求，同时摆事实讲道理，终于说服张国焘，使之同意红军北上了。 8月初，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革军委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此时已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组成，由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徐向前列席会议。毛泽东首先发言，提出到夏河流域后，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发展。夏洮战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得到洮河流域的东岸，将来向东大发展时，后方应转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区去。 讨论时，徐向前和陈昌浩公开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列举了一些理由。毛泽东认真地听着，显然十分高兴。在张国焘闹着要向南、向黄河以西走的情况下，徐向前和陈昌浩公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是很难得的。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会后，右路军作为打通北进通道的主力，踏上了征服大草地的艰难途程。红一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再后是四军和三十军，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殿后。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随三十军行动。经过五天艰苦行军，四军和三十军通过了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到达班佑地区。这时，中央纵队和红一军团也抵巴西；红三军团仍在行进途中。巴西、班佑地区有寺庙和民房，有粮、有水、有牛羊，对于刚从草地过来的红军右路军来说，简直是到了另一个天地。 距离班佑100多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战略要地，由胡宗南的一个师驻守。迅速占领包座，打开北进甘南的通道，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 鉴于红三军团还未走出草地，红一军团在长征中减员太多，徐向前向毛泽东提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承担。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8月29日，徐向前命令部队对上、下包座发起攻击，一举歼灭胡宗南的一个师，俘敌800余人，毙伤敌师长以下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缴获粮食、牦牛、马匹甚多。这是两军会合后的第一个漂亮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十分高兴，对徐向前大加赞扬。在毛泽东心目中，徐向前不愧是一位出奇制胜的战将。 北进通路打开了。这时，张国焘却带左路军迟迟不动，并借口地理、气候、粮食等条件困难，以种种理由推迟过草地的行动，妄图改变北进方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