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机毁人亡。有一天政治局开会后，张春桥特地买了瓶茅台酒与政治局成员碰杯，表示热烈庆贺。叶剑英对此颇为不满：“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姚文元红着脸说：“难道这不是好事吗？”叶帅严肃地提高嗓音说： “是好事，也是丑事。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叛国逃跑，在国内、国外将产生什么影响？”几句话，掷地有声，驳得他们哑口无言，低头不语。 “二月逆流”之后，叶剑英陷入了挨批受冷落的境地。1967年2月，位于中南海西门的怀仁堂也燃烧了一把火，这火从开国元勋们的胸腔喷发而出。然而这把火最终没能烧毁“文革”小组利令智昏的头脑，却将自己烧得伤痕累累…… 第一节 “二月逆流”前后 叶剑英是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元帅，他以刚柔兼存、大智若愚、荣辱不惊的优良品格彪炳于世。 叶剑英和总理的个人感情很好，他们相识共事了几十年，特别在总理患病以后，几乎都是由叶剑英亲自负责总理的治疗，大的主意都是由他拿的。 因为叶帅为人和蔼，没有架子，我和他的个人感情也不错，经常上他家里去看望他，和他的孩子们关系也不错，至今有的孩子和我还有往来。 在我的感觉里他是一位能下最大决心，产生最高智慧的元帅之一，也是能忍受莫大屈辱，保持恬静心境的元帅之一。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他数次被贬，却能安然置之，几入冷宫，却从容不迫，表现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品质。 从历史上看，叶剑英在党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表现出非凡的智谋，为扭转危急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长征途中，他在粉碎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斗争中立了殊功；西安事变后，他协助周恩来奔波于国共两党之间，为谈判奠定了基础；直到以后妇孺皆知的粉碎“四人帮”斗争，他又起了关键作用…… “二月逆流”之后，叶剑英陷入了挨批受冷落的境地。1967年2月，位于中南海西门的怀仁堂也燃烧了一把火，这火从开国元勋们的胸腔喷发而出。然而这把火最终没能烧毁“文革”小组利令智昏的头脑，却将自己烧得伤痕累累。当他们中间有人背负沉重压力惨痛离开这个世界时，终不能瞑目的是何罪之有的冤屈。 政治局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当时主持党政军工作的同志和“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各地夺走资派权、革命派大联合等问题。这次会议的结果，也就是后来在元帅们头上戴了数年之久的“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 元帅们对“文革”以来的矛盾和不解以及焦急在这次会议上大爆发。会上对立为两派：一派是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为首的元帅们；一派是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一伙。两派围绕着“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向脾气温和的李富春在第一天会议上对康生拍案而起。第二天，以沉稳寡言著称的叶剑英又一马当先，打了个重磅炸弹。他的巴掌重重击打在桌案上，事后才发现自己的小指骨头因为用力过猛而折断了。 元帅毕竟是元帅，凡是军人又大都个性耿直，像恒星那样，不掩盖自己有光的轨迹，暴露自己的全部思想。 叶剑英首先质问张春桥：“上海夺权，搞什么上海公社，这样重大问题，不报中央，不经政治局讨论，是想干什么？” “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辩解道：“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怎么是错误？不要忘记，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的原则，这些在马克思著作里都有详细论述。”陈伯达在当时被称“大理论家”，说话喜欢引证历史伟人的警句，好像非常精通理论名著。 “我们一不读书，二不看报，也不懂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答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原则，是不是革命可以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军队？”叶剑英冷笑着问道。 陈伯达气得还想和叶剑英申辩，结果被元帅们一顿抢白，只好把话题转移到其他方面，到会的要数谭震林的火气最大。会到半截，他拍案而起，中途退会，到了门口，被大家劝住，才又义愤难平留下来。会上，陈毅戳了康生的痛处，用1943年的延安整风来警告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这可是犯忌的比喻。 激烈争论一直持续了好几天，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为顾全大局，极力稳定双方日益升温的情绪，同时对康生等人的过激做法谈了自己的看法。 当晚，叶剑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今天和伯达打了一仗。” 毛泽东很干脆地对叶剑英表态：“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对！” 叶剑英心里觉得踏实多了。 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决不会罢休，他们惟一能压倒元帅气势的办法就是在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夸大其词，惹怒毛泽东，然后借伟大领袖的指示清除他们的心头之患。果然，毛泽东听了“文革”小组的汇报后，心情不悦，至少对有的元帅用延安整风来比喻今天的“文化大革命”不满意。“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那是针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是不是要想翻案，要请王明回来？” 有了尚方宝剑，陈伯达一伙马上反击。 还是在怀仁堂会议室，气氛却已经变了。元帅们无法抗拒他们的领袖，又无法理解眼前的局势，只好将满腹委屈、满腔义愤和无比的困惑强压进心里，默默承受这不公正的批判。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错在哪，所以这种承受要比任何承受都要痛苦。 叶剑英身为军委副主席打头炮，自然是重责重罚了。他和其他元帅一样，有了属于自己的“帽子”。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等人的帽子是“黑干将”；陈毅经常在国务院和军委开会，给他的帽子是“联络员”；李富春是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工作，几位副总理经常在他那里碰头，因此有了“反革命俱乐部主任”的帽子；余秋里、谷牧的帽子是“小伙计”。 “二月逆流”不久，叶剑英又被内定为“第一号调查方案”里的叛徒，被秘密调查。1967年6月23日，黄永胜亲自批准了这个秘密计划，妄图使之合法化、公开化。 一个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在没有任何组织手续、没有撤职公文、甚至连一个电话通知也没有的情况下，便莫名其妙地被停职，可见“文革”时期鱼目混珠之乱，人妖颠倒之甚，连堂堂元帅的人身权利都没有保障，更别说是一般干部了，冤死屈死何足为怪！ 叶剑英回到了西山的元帅府里，不能再随便外出。一切政治待遇随之停止，开始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有时我去看他，他总是沉默不语，但是看得出来他非常希望有人能来看他，并且带来外头一些消息。 我和叶帅身边工作的同志关系也很好，但是大家见面，不再像以前那样愉快了，有说有笑的。大家碰到一起就叹气，就谈心里的担忧，因为他们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叶剑英不担任官职而轻松。 他们也受到了牵连，每天要参加批判学习。虽说这些批判会是和“二月逆流”的元帅们背靠背进行的，他们的心情还是非常的压抑，感情上也有抵触。他们既不愿意批判自己的首长，又不能为难主持会议的领导。 有时会议开了好久也不见人发言。他们都在等待别人先发言，好顺着音往下唱，而主持会议的人又想先听他们的批判，好掌握定调。结果大家就这么耗着，谁也不做“抛砖引玉”的蠢事。元帅们的为人，大多数人心里有数，能放一码就放一码。 但有些人并非善良，总是居心叵测，大家不得不小心翼翼行事。后来不知谁出了一个好主意，让元帅处的工作人员自己组织学习和批判，不再和别的办公室的人一道学习。这样大家才如释重负，从尴尬的局面中解脱出来。 工作人员回到西山后，每天要汇报一次学习组的批判学习情况。因为由口头发言改为书面汇报，他们的思想压力小多了。 “二月逆流”之后，元帅们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军人绝对服从命令的天职，不得不违心地作检查。叶剑英也给军委作了书面检查，所以每次汇报时，秘书就想法从上面抄一点，还不敢多抄，要省着点留给下次汇报用。当时叶剑英和秘书不住一个院子，他们靠电话保持联系。叶剑英时时询问工作人员的学习情况，关心他们每次汇报能否过关。 秘书总是想法安慰叶剑英，叫他放心，不要再挂念他们了，不管怎么批判，不就是想办法写好汇报让上头满意嘛！这对于长期拿笔杆子的老秘书来说是不难的。最难最苦的还是叶剑英自己。 虽说他没有遭到红卫兵的批斗和辱骂，也没有遭受棍棒击打，但陈伯达等人对他的精神折磨却一天也没有放松过。在他刚刚遭受激烈的批判，回到西山后，几个孩子突然下落不明。后来知情人悄悄送来信息，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女婿邹家华、女儿叶向真全被关押起来了。 叶剑英心里明白，孩子们是在替他受过，替他遭受肉体的磨难。陈伯达他们是企图用这种卑劣手段消磨叶剑英的斗志。 叶剑英默默坐在窗前，一动不动。表面上他平静如水，心里何尝不牵肠挂肚？这位经历过战场生死考验，经历过荣辱沧桑的元帅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儿女们遭受磨难，他无法顾及，也不能保护他们。惟一能做的只有默默地等待，默默地祈盼。 叶剑英的脾气和其他元帅的脾气还不一样，他从来不发火，不说重话。似乎少军人豪气多书生文气。如果他心情不好，生气了，就一人沉默无语坐着，谁来了也不搭理。那段时间里，他经常一个人坐在藤椅上，半晌无声。 1968年冬，发生了面对面批斗徐向前元帅的事件，惊动了中央，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及时出面说话，才制止了这种恶性事件在其他元帅身上重演。 虽然在“二月逆流”之后，老一辈革命家的抗争被压下去了，但生命安全还是有保障的，周恩来特别交代过中央警卫局，要做好元帅们的安全保卫工作。 徐向前元帅府的风波刚过的一个晚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三位掌握军队重权的人物突然来到叶剑英处，当着叶剑英的面对秘书说：“主席指示了，你们批判老帅到此为止，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外面的批判不要管。”并对叶剑英说：“你要正确对待。”不等叶剑英答话，他们就匆匆转身走了。 精神压力最大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子女们的消息却令人不安，他们全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里。这是一座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进去容易出来难。只要叶剑英一天不官复原职，子女们就一天不能回家团圆。 随后的日子越加清冷和寂寞。没有“内参”，没有文件，也不知道外面是个什么形势。 平淡而闭塞的生活，久而久之对一个最开朗、最乐观的人也免不了有影响，因为人总是要适应自己生存的环境，学会忍受生活的平庸。原来的叶剑英是位多才多艺的元帅，拉胡琴、吹箫、打乒乓球、游泳、写诗、下棋样样精通，可是莫须有的罪名破坏了他的兴致，以后再也没有听见他那悠扬的琴声…… 第二节 周恩来的策略 1969年春天，周恩来安排叶剑英到工厂参加劳动，先和群众多接触，以便早日解放。 1969年4月，又是桃红柳绿的季节，北京的春天和以往一样迷人、清新，“文革”的高温已经在“祖国山河一片红”中降下许多。 我这个时候被派到新疆边境，说是去锻炼，实际是赶出京城。走时，叶帅还在北京，等年底我被总理保回来，叶帅和其他老帅都“疏散”到全国各地去了。后来我见到他的王秘书，才知道1969年这一年，叶帅还进过工厂参加劳动，我感到奇怪，七八十岁的老人怎么还去进行体力劳动。秘书却认为我没有远见，说，这你就不懂了，这是策略！ 策略，而且是周恩来的策略！ 1969年各地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文革”时期特有的组织形式，有这种形式总比没有要好一些，它毕竟起到了稳定、缓解局势的作用。但“文革”小组把握的基调仍然使社会保持着所谓高昂的革命激情，阶级斗争的弦仍然在人们头脑里绷得很紧，一触即发。 一天上午，叶剑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叶帅啊，你被分配去新华印刷厂，先和群众接触，接受群众再教育嘛，参加学习班和力所能及的劳动，其他老帅都已经做了安排……” 叶剑英知道周恩来安排他出去走走、参加劳动的深刻用意。只有周恩来才会进退有度地将元帅一步一步保出来，又不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小辫子，这就是周恩来过人的工作艺术。 第二天，叶剑英早早就起身了，这是他两年里少有的一次出门。他身穿灰色中山装，脚蹬黑色布鞋，花白头发也梳理平平整整。秘书心里暗喜：“叶帅虽然已70多岁了，仍然显得精神、自得，与世隔绝的生活没有摧毁他对未来的信念，不然一个老人是不会有这样的精神面貌的。” “文革”中的新华印刷厂归迟群管辖，他是“两校五厂”的军代表，是“文革”时期神气一时的风云人物。叶剑英到了印刷厂，厂里的几个领导已经出来迎接，场面当然称不上热烈，但叶剑英仍很高兴上前一一握手。到了厂办公室也没有落座，叶剑英对厂领导说：“去厂里看看吧。” 叶剑英跟着厂领导仔细看了印刷厂的一些车间，最后来到装订车间，秘书被告知：叶剑英在这里劳动和学习。 老一点的工人都认识叶剑英，挺客气地给他让座，一位老工人私下悄悄地对他说：“叶帅，这里有规定，不能叫你叶帅，只能称你老叶，还请老帅原谅。” “没关系，叫什么都行啊。”叶剑英一点不在乎。 能有机会出来和群众接触接触，叶剑英已经非常满意了，还在乎怎么称呼？再说他也知道自己是被“文革”小组点名批判的“黑干将”，虽然毛泽东下了指示，批判老帅到此为止，但是外界的人并不知情，康生、陈伯达他们也不会轻易善罢甘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