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已经62年了，无数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与世长辞之后，他们生前不辞辛苦、献身事业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怀念。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却有一位前半生功勋卓著，但死后却被撤销悼词、开除党籍、骨灰请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上将——谢富治。
前半生的辉煌 谢富治，1909年8月出生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峰岗乡。他家世代务农，生活贫寒。小时候，他放过牛，种过地，喂过猪，也时断时续地读过私塾。青年时，谢富治头脑活络，也很勤奋，常从亲朋好友处借一些书报来读，因而见识较广，周围常常聚集着一些同龄青年。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攻占武昌，湖北各地农民运动勃兴。谢富治同一帮青年也跟随这些农民打起了土豪、分起了田地。 1927年“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分共”后，农民运动遭到镇压，大批农民运动骨干被砍头，谢富治受到惊吓，逃回了老家。在农民运动遭到血腥镇压，谢富治回老家躲避时，与谢富治同龄又同乡的李先念却毅然跟共产党走，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轰轰烈烈的黄麻起义震撼了青年谢富治的心灵，促使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参军后，谢富治作战勇敢，打仗也有办法，很快就升任红军的连指导员。此后，他一步步晋升，先后当过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 30岁还不到，就成为红军高级将领，谢富治应该说还是出类拔萃的。他带部队有一套办法，打仗也肯动脑筋，在开辟和巩固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的战斗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上世纪30年代初，在张国焘主持工作的那一段时间里，鄂豫皖苏区曾经实行过一套过“左”的政策，仅仅在对内部人员审查的过程中，就有许多红军将领和干部被迫害。 这一时期，谢富治紧跟张国焘。在“肃反”过程中，他常无端怀疑别人，整黑材料，审讯干部，惟张国焘之命是从。因此，鄂豫皖苏区许多干部被排挤、打击、降职，甚至杀害，但谢富治的职务却上升了，当上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主管干部工作，掌控人事大权。 当然，应该肯定的是，谢富治对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也是做出过贡献的。他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建立以来的许多重要战役。在红四方面军反“围剿”的战斗中，他打过不少防守战和进攻战，成团成营地歼击过国民党军队；在随部队西进川陕开辟川陕苏区的过程中打了不少胜仗，四川军阀武装都怕他三分；在战斗中，他常身先士卒，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在部队遭受挫折时也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 谢富治参加过长征。跟随张国焘，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在现实面前，他认识到张国焘搞的那一套不对头，因此他反对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 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清算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但对他手下的干部还是团结和爱护的，谢富治也受到了中央的重视。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进行整编，谢富治被任命为八路军三八五旅政委。 当时三八五旅的旅长是陈赓。应该说，谢富治与陈赓的合作是好的。许多重要战役都是他们二人共同商定后组织实施的。谢富治与陈赓一起，创造了许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好的办法。抗战八年，谢富治在太岳地区活动了八年，可以说，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发展，壮大我军，是做出了贡献的。 1945年9月，谢富治任晋冀鲁豫太岳纵队政治委员。重庆谈判期间，陈赓、谢富治正确地领会中央意图，发起上党战役，配合了重庆谈判。重庆谈判后不久，谢富治改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政委。1947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在这个纵队基础上组建兵团。这就是名盛一时的“陈谢兵团”。陈谢兵团组建不久，就奉中央之命，挺进豫西，牵制并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队，有力地配合了刘邓大军挺进中原。1948年5月，谢富治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成为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一员战将。陈赓、谢富治还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立下赫赫战功。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谢富治任二野三兵团政治委员，兵团司令员是陈锡联。谢富治与陈锡联合作得也很好。他和陈锡联一起，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在渡江战役中，三兵团打得很好，渡过长江后向西南开进也很迅速。不久，他又与陈锡联一起，率部参加了西南战役，解放了西南地区主要省份，然后又率部进军云南。云南解放后，第三兵团就驻扎在云南。 建国后，谢富治被任命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实际上是云南省的党政军“一把手”。 谢富治治理云南，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组织了云南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领导了云南的土地改革，指挥部队剿灭了当地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为恢复云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做了大量工作。 更值得一提的是，谢富治在云南抓禁毒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他组织人民武装力量，调动社会力量，组成了打击贩卖毒品的专门机构，还做了大量禁毒的宣传工作。经过努力，云南长期存在的吸毒贩毒现象基本绝迹，安定了社会，也大得了人心。 由于有战功，治理云南又有成绩，谢富治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央重视。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他又奉调中央任公安部部长、人民武装警察部队（1962年改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1965年，谢富治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仍然兼任公安部部长。 抢先批邓“受重用” “文革”初期，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江青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邓开炮。谢富治抢先放了“头炮”，把靶子对准邓小平，诬陷邓在全国解放以后变得越来越不尊重毛主席。江青对谢富治的表现很满意，高度称赞他“批得好”。此后，在“批邓”中立了“功”的谢富治开始受到江青的重视，并受到“重用”。在这次会议上，谢富治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据“文革”初期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将军回忆：刚开始时，谢富治还经常挨江青的批，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也不让他参加。后来陈伯达对谢富治说：“江青同志批评你是爱护你，正说明你是个好同志。”有了陈伯达这句话，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让谢富治参加了。谢富治还得意扬扬地将自己的经验告诉了傅崇碧（谢富治此时还担任着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对江青同志要尊敬，握手要用双手握。”傅崇碧闻后不禁感到愕然。在批邓问题上，傅崇碧曾劝过谢富治：“过去小平同志是你的直接领导，对你那样好，你对邓应该是了解的。邓是上过《毛选》的。你批的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谢富治的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摆出老上级的架子说：“你没听说过的多着哩。” 在1966年10月24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谢富治作了长篇发言，将刘、邓的“问题”分为历史和现实的两个方面。邓小平是谢重点批判的靶子，他说：“邓小平到北京工作后，发展得很坏。他的错误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不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不接近主席，对主席没有感情、抵触，以至反对毛泽东思想。什么‘形式主义’、‘庸俗化’等等反对学习主席著作的谰言，不少是从他那里来的。” 谢富治还建议将被批者的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起码在县团级范围内公布和批判，实际上就是要把批判打倒刘、邓的运动推向全社会。一个多月后，张春桥指使蒯大富在北京搞起了“十二·二五大行动”，此后打倒刘、邓的大字报便铺天盖地涌向了大街小巷。 从1967年起，谢富治担任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谢富治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成为中央军委的领导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1971年1月，谢富治又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据宋任穷回忆，康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大军区的政治委员中，只有两个人是好的，一个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张春桥，一个是北京军区的政委谢富治。”康生的话反映了谢富治在林彪、江青两大反革命集团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的报纸历来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在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的报道中，谢富治在中央领导人的排名为第21位，一年后的196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报道中，谢富治的排名升至第16位，1968年10月2日《人民日报》登载的报道说：“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然后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等人。谢富治的名次骤然上升到了第9位。 迫害刘少奇、王光美的元凶 新中国建立后最大的冤案，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迫害至死案。在制造这一冤案的过程中，谢富治是主要元凶之一。1966年12月18日，中央举行碰头会，决定设立专案组对刘少奇、王光美“历史问题”进行审查。鉴于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不便直接审查，便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谢富治担任了“王光美专案组”的组长。谢富治虽名为组长，但却一直将组员江青的意志奉为“旨意”，一切都听命于她。 自1967年3月起，刘少奇的“问题”明显升级。3月21日下午，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与会人员时，正式决定将刘少奇所谓的历史问题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此后的刘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控制之中。 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中央并没有明确规定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江青、康生、谢富治在实际工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同年5月，他们口头宣布把“王光美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审查刘少奇的各种文件和报告中，却从来不用“刘少奇专案组”或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仍署名“王光美专案组”。这种令人奇怪的现象，反映出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人的做贼心虚。 诬陷王光美，目的是陷害刘少奇。江青、康生、谢富治不止一次地交代专案组：刘、王是一案，“不可分割”。他们将王光美定成“美国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 1968年2月22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谢富治与江青、康生等人直接控制、指挥了刘少奇专案组，使它完全成为一个制造伪证、假证的机构。1967年10月23日，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会议上说：“刘少奇自首叛变问题，有个八九成；陆定一叛变自首，也是八九成，可能还是内奸。”不重证据而仅凭推测，就是这位公安部部长的办案逻辑。 1968年9月，谢富治指挥刘少奇专案组整理出3份所谓的“罪证材料”，送到了住在钓鱼台11号的江青的手中。经过江、康、谢3人在钓鱼台的紧张策划，逼供而来的3份“罪证材料”被改写成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最后经张春桥修改定稿。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