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张国焘是中共一大参与者，可是他却在长征时期分裂党和红军，叛变革命，与毛泽东成为对手。但是尽管如此，晚年张国焘提起毛泽东，却给了高度评价，那么他是如何评价毛主席的呢？
张国焘与毛泽东的首次见面，要追溯到1919年。当时，张国焘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首次相遇，张是学生领袖，而毛是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李大钊把毛泽东引荐给张国焘后，毛泽东迎上前，热情地同张国焘握手，自我介绍说：“我是湖南毛润之。”张国焘点点头，然后旁若无人地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这种傲慢的态度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许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及这次相识的情形说：“他们看不起我这个乡下土包子。” 此后，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一路扶摇直上，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会议主持人便是张国焘，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后来，张国焘又被推举为中共代表之一，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还受到抱病出席会议的列宁的接见，这是极为罕见的荣誉。 张国焘自觉口含天宪，自然不把毛主席等人放在眼里，后来他回忆起中共一大时，还污称毛主席“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
张国焘野心的充分暴露，是在长征途中。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的懋功会师。张国焘打听了一下中央红军的实力，当得知中央红军还不到三万人且武器装备不如红四方面军时，其个人野心顿时膨胀。尽管他已补任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却仍不满足，一再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中央红军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出击扶边、理潘。后来甚至上演了仿效列宁成立第三国际、成立“临时中央”的闹剧，但最终失败。 在此期间，毛泽东等几位中央领导人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和争取。但是，毛泽东、张国焘两人每次都以大吵一架而结束。
他甚至还污称：在中央苏区，老毛就爱表现得与中央格格不入，处处要显示自己高人一等。既如此，为什么在遵义会议上还要把他推进来。这个人浑身上下透出一股霸气，今后与之共事，须练就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肚量才行。 后来，张国焘在迷途中越走越远，终于在抗战伊始，宣布脱离中共，背叛革命，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新中国建立后，张国焘逃到香港安置了下来。 由于张早年当过中共高级领导人，一些研究者对他的经历很感兴趣，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希望付费请张国焘撰写回忆录，张国焘当时经济状况不佳，于是满口应承。后来他写成了《我的回忆》一书。
不知道是不是上了年纪以后，对于当年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反思，还是亲眼见证了新中国的强盛面貌，张国焘晚年对于毛主席的评价，比起早年来有了很大的改变。1968年10月21日，两名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官员和一名美国专家，请张国焘分析当前中国局势，在与美方来访人员谈到毛泽东时，张国焘认为，毛主席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毛主席便想采取措施来达到目的。 1976年，毛主席去世，有人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国焘，张国焘也并没有为老对手的去世兴高采烈，而是长叹：“我们都年华消逝！我像毛泽东一样，是个总归要死的人，而死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据说，张国焘晚年特别爱听中文广播，他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XLW 张国焘是中共一大的成员，曾经也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却在1938年清明节投靠国民党，究竟是为什么呢？据说，党内有一个人给他带来死亡恐惧，这个是是谁呢？
曾经在中共历史上叱咤风云的王明（原名陈绍禹）与张国焘有不少共同点。 首先，他俩都出身于富户。张国焘189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县上栗，父亲是一个乡绅；王明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父亲是一个商贩。 其次，他俩都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最高层领导干部。张国焘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上，他是大会的主持人。会上他和陈独秀、李达共同被选为中央局领导成员，他负责组织工作，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1931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
再次，他俩在叛党叛国的路上“殊途同归”。1938年张国焘弃自己为之奋斗十几载的信仰而去，成为反党急先锋。事隔二十年，即1958年，去苏联定居的王明步其后尘，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我党历史，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的枪手。 然而，这两位在我党早期颇具分量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却相当糟糕，彼此间曾有过两次较量，但都以王明胜出、张国焘败北告终。
第一次较量是在莫斯科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苏联为纪念这位与其有着伟大友谊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当年11月28日，第一批学生在纷飞大雪中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历届学生中，有许多是后来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如邓小平、博古、傅钟、张闻天、俞秀松、王稼祥、陈昌浩、伍修权、孙冶方、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董亦湘等，还有后来将莫斯科中山大学闹得翻天覆地的王明（陈绍禹）。 1928年夏，张国焘被委任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工作了两年之久。适逢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并开始在党内领导层崭露头角。两人互不相容，相处得极不融洽。 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被免职后，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书记塞特尼可夫与代理校长阿古尔在学校工作上意见不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严重分歧。他们又各有一派支持者，形成了“党务派”和“教务派”。不久，副校长米夫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经过与王明共同策划，搞垮了阿古尔，米夫便正式升任校长一职。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渐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王明教条宗派集团。这个集团从脱离实际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出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的宗派立场，惯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手段。在好几次风潮中，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张国焘，使他吃了不少苦头。 1931年春，张国焘败在王明手下，被排挤回国，而后去了鄂豫皖苏区。 第二次较量是在延安，这一次张国焘败得更惨 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毛泽东、张国焘相拥而庆。然而，自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却拒绝北上，企图另立中央。经历了南下的数次惨败后，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南下的错误主张，三过草地，也北上到达延安。
张国焘到延安后，政治地位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不可同日而语。但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电，都有其署名。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归国后，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负责人应由毛泽东担任。张浩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现，分别找毛泽东、张国焘详谈了数次。张国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表示服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不久，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延安，张国焘失声痛哭。联系到张国焘在过草地期间“逼宫夺权”的表现，左路军三过草地，南下川康的失败，1937年前后，延安各界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一次，在与抗大学员“面对面”的会上，许多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张国焘遮遮掩掩的认错态度极不满意。少林将军钱钧（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揭发到义愤处，忍不住走上台来，脱下布鞋，朝张国焘劈头盖脸地打去。全场立时震惊了。张国焘忙站起身，捂着脸，举起一只手，高声吼道：“我抗议，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事后，毛泽东亲自到张国焘住处，向张国焘赔礼道歉。 “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们听说了，大会没组织好，有些对不住你。怎么能随便打人，蠢哟！” 张国焘余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帮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么说我还是政治局委员、边区政府主席。” “莫计较了。我有责任，没组织好。” “我想明白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里面有文章，我能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又劝道：“打人者不对，要批评处理。但是，国焘同志，你想过没有，打人者可是你们四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们稳定了，有了这么个家，是该总结的时候了。你、我、闻天、恩来、博古，每个人都挂了账，该有个态度才行。诚如你所说的，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 两人长谈了多时，张国焘有所触动。几天后，他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写下了检讨。他承认：“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中央对张国焘的这份检讨比较满意，认为他终于部分地认识到了错误。 然而，没过多久，王明的归来却令张国焘如芒刺在背，并最终成了他叛逃的导火线。 那天，张国焘一如既往，早起晨练。不料，几名管理人员径直走上前，让他今天必须腾出他所住的那孔窑洞，供另外一位中央领导居住。他不解地打探，究竟是哪位领导。对方告诉他是刚从苏联归国的王明。闻知是王明，已现怒态的张国焘在寒风中一激灵，冰冷袭击全身。 这次，王明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回国的，不仅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而且回国前还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当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明的分量可想而知。一时间，毛泽东、张闻天、王明，人们已分不清谁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了。 昔日的夙敌王明从共产国际归来，以钦差大臣自居，而张国焘却正失势落魄，两相比较，他当然明白自己的处境。 张国焘打心眼里厌恶王明，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惹不起躲得起。于是，张国焘悄悄带着家人，到山下一僻静处，另外找了孔窑洞，隐居起来。他心里默默地说，一定要找到王明的软肋，以出当年的恶气。他相信，以王明的无知与狂妄，肯定会出一些昏招，不愁抓不住其“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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