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 （1921年9月—2021年5月28日） 历史学家、翻译家、清华大学教授 何兆武先生曾说，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在于开放和包容，无论何时，如果想走得更远，必须先看得更远，而想看得更远，就得站在巨人的肩上。他落实过毛泽东主席的嘱咐，翻译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他也口述了让更多“圈外”普通人了解他和西南联大的《上学记》。
彭刚与何兆武先生，摄于2011年 何兆武出生于1921年，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何兆武先生对国内思想史和历史哲学研究领域的开辟和推进功不可没。何先生因其在西方思想文化经典翻译方面的重大贡献，2015年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何兆武先生翻译的多部名著，长期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尤其是其中《西方哲学史》《社会契约论》《思想录》《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历史的观念》《德国的浩劫》《法国革命论》等8种译作收入“汉译名著”，广为传布，嘉惠学林。
何兆武先生为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年题词 虽然何兆武是著作等身的大家，但他在接受采访时却一再强调自己是个废人。他说，一个人可以活到老学到老，但不能进步到老。换句说，人是有极限的。“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是报废的，比我年轻的那一代人基本上也是报废了的”。 何兆武的弟子，清华大学副校长，历史学者彭刚这样解释：“何先生的性格真诚而平和，他的这种自我评价，也同样如此。一个人在年轻时候做好了从事学术工作的充足准备，但是在他三十多岁开始直到年近六旬这一段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在一个学者最有精力和创造力的年龄段，恰恰是碰上了政治运动频繁、学术发展停滞的时代。所谓‘报废’，绝非自谦，在我看来满怀沉痛和无奈。”
彭刚说，上世纪何先生从事学术工作主要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参加侯外庐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撰写等研究工作，在侯先生的工作班子里，他主要参加了宋明理学一些部分和明清之际西学传入的研究工作，同时还翻译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名著。另一个阶段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来，他主要的著述和翻译工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他翻译的西方经典著作中，仅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就有八种，还有相当多数量的如史学理论等方面的译作，绝大部分都是这个时期完成的。他对史学理论的深入而系统的译介和研究，也是在这个时期集中展开的。他在人生的暮年才能够集中全部精力从事学术工作。只不过由于他的学养和勤奋，在人们心目中的确是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和翻译家。” 何兆武与天津的往事 何兆武先生求学西南联大之际，曾选读郑天挺先生的课程，受郑先生教泽极深，对南开史学的发展甚为关注。（郑天挺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等校，郑天挺1952年奉调南开大学后，主持南开历史系近30年，是南开大学历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何兆武对另一位南开大学的教授——曾代理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的冯文潜先生印象深刻。他在《上学记》里回忆说，“冯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感觉到，真正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不然只知道姓名、知道年代，你可以知道很多很多零碎的知识，但不一定就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 这导致了何兆武一生在历史哲学和思想史领域不懈地思考探索，并形成一家之言。
1952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的一代史学大师雷海宗，1940年时曾出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在1940年至1943年期间，何兆武曾连续三年上过雷海宗的课,也多次听过他的讲演和谈话。 何兆武曾在《上学记》里绘声绘色讲过雷海宗讲课没有讲义，以超强记忆力吸引学生的故事，但他说：“雷先生不是一个沉耽于烦琐考订之中的史学家,他永远是一个放眼于人类历史总体,力图明天人之际、权古今之变、成其一家之言的史学家。” 何兆武说，有一次雷海宗为一位同学题词曾这样写道:“前不见古人,历史可以复活古人;后不见来者,历史可以预示来者。”这两句格言正足以表现他那种“历史学家的浪漫”的风格。学术的进步本来应该是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产物。定于一尊,就不会有学术的进步。新中国成立以后,雷先生所写的一些文章(如《古今华北的农事与气候》)和著作(如《世界古代史》),依然洋溢着他所特有的那种可贵的高屋建瓴的历史眼光。 何兆武认为，这种视野和风格,应该不失为现代我国历史学最可珍贵的遗产之一,是最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1943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照，第二排左一为何兆武先生 何兆武翻译的《思想录》《社会契约论》《法国革命论》等皆为经典，影响了数代中国读者。2013年秋，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沈海涛、伍绍东一起到何兆武家拜访。沈海涛告诉记者：“何先生的屋子很小，家里非常简朴，但是书非常多。书桌上是书，床上还是书，窗台上放着爱人年轻时的黑白照片，很是醒目。当时何先生刚刚过完92岁生日，他给我们讲了很多有趣的往事。他宠辱不惊的人生境界，令人印象深刻。” 据沈海涛回忆，当时出书的事情谈得很顺利，“我们希望能把何先生的译作重新编校、重新装帧、整体出版。一切都谈得很顺利，因为何先生在稿酬上没有任何的要求，他最在意的是要把书做好。”
何兆武先生的书桌
何兆武先生的书架 由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何兆武汉译思想名著》是何兆武译作首次结集出版，这套书赢得了业内和读者的一致好评，被视为权威精校版思想经典、最接近原著的中文译本。当时清华大学知名学者刘瑜在认真通读完六部译作的清样后这样推荐：“阅历的丰富常常使很多人变得浑浊，却能使另一些人变得更清澈。何兆武先生是后一种人。近一个世纪的动荡经历，在他身上留下的不是哀怨，而是孩童般的单纯。或许头脑越单纯，思想才能越深邃，而唯有思想家才能真正胜任翻译家。在何先生的译著系列里，我们能读到这种单纯中生长出来的深邃。” 天津出版人希望将《何兆武汉译思想名著》这套思想经典献给那些热爱思考的人们，在阅读中走近大师，是对大师最好的致敬。目前这套书正在紧急加印中。 最后阶段基本没受罪 “一路走好”“真先生，永常在”“您给我的力量永远都在”，在微博上，许多网友留言表示深切哀悼。 与何兆武相熟的学者怀念起昔日的点滴。 5月25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新在和史学理论专业的同学、同事们进行“史学理论周周谈”时，就收到了何兆武的弟子、清华大学副校长、历史学者彭刚有关何兆武先生的健康情况通报：“昨天下午快四点，我飞奔到何先生家，救护车医生判断已在弥留之际，血压测不出，各项生命体征都越来越微弱。救护车等了一个多小时，其实都不愿也不敢有任何动作。救护车走时说随时到十几个小时都可能。但昨晚上九、十点钟开始，虽仍在沉睡中，血压体温又上来了。当下还是如此，真是奇迹。无论如何，基本上是健康状态下的长寿，最后阶段不受罪，很可欣慰了。”
彭刚与何兆武先生，摄于2011年 1986年，历史学家雷颐与何兆武开始有了个人交往，当年他曾在《史学理论》发表过文章，何兆武看过几篇文章，表示赞赏。后来何兆武从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调到清华大学，作为晚辈的雷颐还多次去何兆武家拜访。他记得何兆武家的书架上摆了很多录音磁带，“何先生跟我大谈特谈西方古典音乐、西方交响乐，还用录音机放给我听。” 出版人李春龙2016年4月曾拜访过何兆武先生。《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共有33卷，该书由李学勤、何兆武担任顾问，张岂之先生主编。李春龙记得，当他把其中一卷书放到何兆武手上时，他眼里满含着泪花。“1956年，何兆武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参与侯外庐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侯外庐先生对他有知遇之恩。”李春龙还提到，侯外庐曾在其自传《韧的追求》中评价过何兆武，称“何兆武外语好，精通西方哲学”。
出版人李春龙拜访何兆武 从十几年前开始，每隔一段时间，何兆武就打电话给布衣古书局店主胡同，让他到家里收些旧杂志和旧书。“收的书和杂志没什么好的，因为当年何兆武先生就下了决心，把自己的藏书捐献给清华大学历史系。”胡同说，每次去主要是听何兆武先生聊天，关于历史，关于学术，关于他的个人经历。“何先生看世界通透、豁达，对历史和现实都有非常深刻的认知。我也很庆幸，能有当面聆听他聊天的机会，或许这也是我坚持做旧书收购的一个重要理由吧。有机会与中国最好的学者面对面交流。” 《上学记》每年销量数万册 何兆武口述史《上学记》问世已15载，但至今在读者中仍有极高口碑，豆瓣评分高达9.0分。 何兆武在北平读小学和中学，在西南联大读大学和研究生，共七年，读过四个系，之后在清华大学任教。《上学记》写的就是何兆武的求学生涯，其中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他以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思想底蕴，以谦和率真的学者姿态，以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感受，讲述在特殊年代尤其是抗战烽火中，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知识和风雅。 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当然也引起一些争议。但何兆武说：“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上学记》不仅是一本口述史，更是一本打开历史之门、知识之门乃至真理之门和思想之门的启蒙之书。
在这本书里，他不避讳议论前辈作家与学者的道德文章，也不避讳谈论自己对时代与历史的反思，自由地抒发性情，说了很多真话、心里话。这本口述史出版后，意外地得到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如今，随着他的逝世，其中一些名句也在网络重新流传开来。 比如，在谈论鲁迅和巴金的文章时，他直言自己不喜欢巴金的文章，并写道：“我认为，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完善都需要正视自己的缺点，惟有如此才能真正鼓舞士气，才能真正进步，否则徒然助长虚骄之气，是没有好处的。”在谈论名利时，他写道：“人生一世，不光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不管你如何奋力，如何着意，还是如何漫不经心，结果都是一样的，名字一边写，一边随流水消失了。”
晚年何兆武先生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谈到，“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了，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随着他的辞世，这段话语在网上被纷纷转载。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付如初见证了何兆武热爱读书的情景。2016年，作为《上学记》增订版责任编辑的付如初来到何兆武家，当时95岁的何兆武正在读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他告诉付如初，自己每天都会读几页书。他还曾说过：“现在没有人给我安排什么工作，我也做不了什么工作，脑子会记不清楚，每天就是读一读闲书。” 付如初说，这些年，《上学记》从未做过营销，一直靠读者口碑获得不错的销量，每年销量达几万册。读者解婴评价说：“何老依然有西南联大的遗风，顽皮、较真儿、洒脱，文中很多处可见微言大义，读了如当头一棒。”另一位读者在微博中说：“看过很多遍，抚慰了很多时刻的我。” 他的译作影响一代代读者 何兆武最有名的译著，当属1963年翻译出版的《西方哲学史》。这部作品至今已重印几十次，每次重印，商务印书馆一定会为他送来新书。
上世纪50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收到访华邀请，但就在登机的那一刻，当时已97岁的罗素突然决定放弃访问，而是将其著作《西方哲学史》赠送给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毛泽东嘱咐国内出版界要将此书翻译出版，承担这项任务的便是何兆武。 “我想这本书跟我专业也算对口，我也是搞思想史研究的，就答应翻译了。”何兆武说。但他没想到，这本书实在太长了，自己只是完成了前半部的翻译工作。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因为翻译了《西方哲学史》而遭受不白之冤，但他从未因此放弃翻译工作。
何兆武译作对一代代读者影响深远。历史学家雷颐回忆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上大学的时候，在阅读《西方哲学史》《社会契约论》等著作的过程中，他渐渐发现，很多著作都是何兆武翻译的。“我上大学时，更多读哲学家黑格尔的书，写文章也故意追求高深，但看了何兆武翻译的罗素《西方哲学史》，让我思想发生巨大转向。” “他翻译的罗素《西方哲学史》，实在是太好了。”《财经》杂志主编何刚记得，谈到读书、学术和思想自由时何兆武有一段话：“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何刚认为，何兆武是经历中国百年大变局的世纪老人，他的思考和观察，他留给我们的启示，一定会继续传承下去。 何兆武先生部分著译↓
何兆武说过，生和死是先天注定，我们的尊严来自于不死的思想。 本文内容综合摘编自天津广播，有删节 来源：新浪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