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侄儿毛远新，是毛泽民与朱旦华的儿子。他的一生可谓命途多舛，跌宕起伏。
毛泽民是毛主席的大弟，他与大哥从小就兄弟情深。1921年他听从大哥的教导，舍小家，为大家，投身到革命阵营中，成为中共的金融专家和理财能手。1931年，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疆军阀盛世才伪装进步，要求中共派干部入疆。1938年，毛泽民奉党中央之命到了新疆，化名周彬，出任盛世才的财政厅代厅长，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了许多好事，1942年，盛世才背信弃义，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干部全部下狱，1943年，毛泽民等3位共产党干部在受尽酷刑之后，被残忍的敌人秘密杀害。得知消息后，毛主席无比悲伤，痛苦不堪。解放后，他把泽民的儿子留在身边抚养，视为自己亲生。这就注定了毛远新的不平凡和坎坷的人生。 不幸的童年 毛远新1941年2月出生在新疆。父亲毛泽民中年得子，对他极为钟爱，取名远新。可惜好景不长，在远新1岁多时，军阀盛世才突然对共产党发难，抓捕了在新疆的共产党员，他的父母分别被关进了监狱，他随母亲一起被关在女牢。半年后，父亲毛泽民被敌人秘密杀害了。小远新跟着母亲一坐就坐了四年牢，到1946年秋，在中共中央和张治中将军共同营救下，他们和监狱中的百余名干部历经艰险，终于回到延安。 在延安，朱旦华因为工作原因，照顾不了小远新，只好把他送到延安“洛杉基托儿所”，母子俩很少见面。后来，毛远新又到了解放区的育英小学读书，一直到49年南昌解放后才回到母亲身边。其时，母亲朱旦华已经随军南下到了南昌，并由蔡畅介绍，与当年的新疆坐牢难友方志纯重组了家庭。 在伯父身边的日子 1951年夏天学校放暑假，正好朱旦华要到北京参加全国妇联会议，便带着远新去北京。毛远新到了北京，就住在毛主席那里。主席和夫人江青都很喜欢他，就把他留下来，和女儿李讷一起在育英小学读书。自从毛远新来了以后，给毛主席带来了许多心灵慰藉和精神欢悦，他十分喜欢这个聪明机灵又乖巧听话的侄儿。就这样，从10岁起，毛远新就被毛主席和江青当成亲儿子一样抚养，一直在伯父身边生活。 毛远新留在北京后，很快就适应了新家。他虽然只比李讷小半岁，由于从小坐牢，发育晚，去主席家头两年个子比李讷矮一个半头，主席说他是个“小豆子”。从此全家人都叫他小豆子。主席特别疼爱远新，身边工作人员经常要远新去动员主席离开办公桌，出来散散步或游游泳，只要他去动员，主席一般都不拒绝。远新小时候一有空就经常拉着主席给他讲故事。白天就和李讷一起去上学。 在教育上，毛主席对子女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不太注重分数，虽然毛远新的学业成绩年年都很优秀，但主席却很少称赞他，反而多次批评他学习没有重点，缺乏主动性，批评他只会跟着考试分数的指挥棒转，还说对各门功课要分轻重，门门课考试都要得满分的思路，本身就是错误的。主席认为，学校应该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他批评毛远新不会独立思考，为考试得满分，死记硬背标准答案。 毛主席还给毛远新讲自己上学的情况，说他读书时对文史类课程感兴趣，最讨厌数学，特别是几何。上几何课时，他基本不听，自己在下面偷着看历史书。主席说：“人的一生时间是有限的，有所放弃才能有所获得。”主席的严格要求与悉心教导使毛远新不断进步，终生受益。能在主席夫妇身边生活，聆听他们的教诲，这恐怕是毛远新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了。 在辽宁读书与工作 1960年，毛远新中学毕业后，就读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他在清华大学学了一个学期，觉得不太好，就对毛泽东说：“我的许多同学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喜欢那里。我想转学到那里，好吗？”毛泽东同意了。从此，毛远新转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等到寒暑假，才回到主席身边。 1961年2月新学期开始时，毛远新正式转入哈军工，在导弹工程系一个班里插班上课。初来乍到，毛远新埋头学习，保持低调。他待人谦和有礼，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他的身上看不到一般高干子弟或多或少存在的优越感和骄娇二气。第二个学期开始后，系里任命他为学员班班长，他推辞不掉，只好担任事事都要吃苦在先的骨干工作，他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了。尽管社会工作多，可毛远新的学习成绩特别好，在班里，他的每门功课从没有出过前三名，这一点让不少高干子弟啧啧称奇。不但如此，他还多才多艺，吹一手令人叫绝的小号。对表现较差的高干子弟，毛远新像个大哥哥，经常找他们个别谈心，做思想工作，动之以情，效之以理。他靠实际行动在学员中树立起自己的威信来。 1964年暑假，毛远新回到中南海。一天，他在和主席的谈话中聊到了教育问题。主席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当时，毛主席只是随口而谈。但毛远新觉得这一谈话很重要，便作了追记，写出《谈话纪要》。谈话内容迅速传到了高等教育部。高教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印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作为内部文件传阅，一下子便轰动了教育界。 1965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和指示，他到了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去当兵。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规定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到了学校。在“文革”中，《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被红卫兵作为传单广为印行，他的身份便广为人知。他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他的特殊身份和在学校的威信，使他成了当地红卫兵领袖。 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从此步入中国政界;不久，他又担任辽宁军区政委、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9月，毛远新和辽宁省工人国庆观礼代表团到北京，准备参加国庆观礼。 主席的批评与教育 到京后，他们接到中央通知，说毛主席邀请部分省市的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给了辽宁一百个名额，还有二十位工人代表可以在国庆节那天和毛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恰好辽宁工人代表，就住在一中队的营房。毛远新特别兴奋，因为一中队是中央警卫团专门负责毛主席警卫任务的中队，营房就在主席的住处丰泽园南门的斜对面。 代表团一住下，他就立即赶到一中队驻地去看望大家。一进院子，辽宁的工人代表们就把他团团围住，拉着他的手诉说他们对主席的赞颂与感激之情。有的说住进了过去皇上才能呆的地方，有的说这里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毛远新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感动了。 当天晚上，他去中南海的游泳池看主席，依然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把那些老工人的话，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主席。毛主席听完后，默默地抽着烟。过了很长时间才说： “请工人代表住进中南海，是我提议的。这也值得那么大惊小怪吗？……群众说些过头话，可以谅解。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你就不能这么说！难道你连这点浅显的道理都不懂？我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人民群众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在那些老工人老劳模面前，你，也包括我，统统是为他们服务的仆人。仆人请主人到家里来，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嗯？你说呀！” 毛远新知道自己错了，赶忙向主席认错。 “也不能全怪你，”主席的口气平和下来说： “你到辽宁领导岗位才几个月时间嘛。进城以后，我们许多干部官越作越大，离人民群众也越来越远喽。这在党内是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战争年代，是我们离不开群众。离开了群众，我们连脑壳都保不住，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进城后当了大官了，张口闭口说自己是什么父母官了，好像群众离不开他了。鱼水关系逐渐变成了油水关系，自己高高浮在上面，还不让下面群众透口气。……” 最后，毛主席对他说： “为我们国家奠定基础的是人民群众，他们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呐。你们辽宁是个工业大省，产业工人多，给国家的贡献也大，但工资却很低。他们创造的价值，要比付给他们的报酬高得多。这不尽合理，是我毛泽东对不起他们，欠了他们债的。现在国家底子薄，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建一座高楼要打好地基，再往上就会好一些，工人的待遇也会逐步提高的。目前能补偿一点的，就是他们的生老病死、居住房屋、孩子上学，公家都尽可能包了下来。你去告诉陈锡联，你们辽宁一定要把工人劳保福利的保障工作搞好，否则，我就更加对不起他们呐。” 听完主席的话后，毛远新受到了极大的教育。 国庆节后，工人代表团离京返回沈阳。毛远新因病留在北京住进了医院。一天，曾绍山来医院接他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到了门口，毛远新被拦下来，因为工作人员经过核实，开会名单上并没有他的名字，他只好回到医院。后来毛远新才知道那次是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 毛远新出院后去看主席，谈起这件事，觉得很委屈，毛主席听完后对他说： “会议前一天的晚上，总理送来出席会议的名单上还有你，是我给划掉了。你还有什么意见吗？……大概是中办疏忽了，没有来得及再通知曾绍山，你莫怪他哟。那天，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来核实，总理告诉了我，说你已经到了会场门口。是我坚持划掉你的名字，要你回医院去好好治病。…… 你这个人呐，就这么一点点委屈也受不得，没有出息！” 毛远新低着头说：“主席说得对。我只是怕人家误以为……”。 主席打断了他的话说： “你看你看，还是我说得对。即使人家误以为是你自己跑去的，又被当众赶了出来，那又怎么样嘛，觉得丢人了？面上无光了？有什么了不得的嘛！” 停了一下，接着说： “你这个人呐，和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个人的名声看得过重喽。别人把你捧上天也罢，踩在脚下说得一无是处也罢，你，还是你嘛，有优点，也有缺点，做过些好事也做过错事，我看你优点还是大于缺点嘛。捧上了天，缺点还是客观存在。说得一无是处，优点也还是客观存在嘛。人，要有自知之明，也要有点自信呢。我年轻时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只要自己走得正，心里没鬼，问心无愧，就不怕人家说三道四，由他说去吧。你嘛，付之一笑，了之哦。” 主席的这翻话，深深地印在了毛远新的心上，这成了他以后跌入人生低谷时的精神支柱。 在这次的谈话中，毛主席还对下面瞎搞的什么“三忠于”狠狠地进行了批评。毛远新回到辽宁后，立刻向上级汇报，69年1月辽宁省召开关于落实政策的有线广播大会，规定“三忠于”活动，不能再搞了。 张铁生事件 1972年中央准备恢复高考(这个高考是指当时的工农兵学员招生，即：大学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有别于77年的恢复高考)，并在73年开始正式招生。当时主席问毛远新：下乡2到3年的知识青年该怎么参加考试上大学？带着主席提出的问题，毛远新回到辽宁，开始做调查研究，发现大量的干部子弟已经在恢复高考后回城了，有的是请了家庭教师辅导，参加考试上大学的，这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而留下来的知青任务则更加繁重，每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休息都不好。单凭一张高考卷来决定谁上大学谁留下来继续搞生产，对他们是很不公平的。 一次在省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上，毛远新问省教育局局长该出什么样的考题比较合适。教育局以沈阳医学院为试点，将出的考题给医学院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医生考试，考试结果出人意料，大部分都不及格。作为主持教育工作的革委会副主任，毛远新不太相信这样的结果。他让教育局长把给沈阳医学院出的考试题和标准答案都找来，自己试做，结果成绩很差。他在省委会上把这个情况讲了：“我这还是哈军工学了四年的所谓的高材生，考的是这么的惨不忍睹，那些知青怎么可能考好呢。” 这时，锦州考区考场有个张铁生，他交了个几乎是白卷，但在背面写了一封信。教育局长就把这个汇报给了毛远新，毛远新在会上当场念了张铁生的信，并要求组织调查组调查一下张铁生是什么人？ 一个礼拜后调查组回来了，说张铁生很负责任的，在生产队当副队长，积极劳动，是个好知青。那是个穷队，唯一的财产是一匹马，马生病了，张铁生牵着马走遍全县却找不到治好马病的办法，最后马死掉了，他大哭一场。由此张铁生想学医，他想学好了回来给牲畜治病，所以他报的是沈阳医科大学的兽医专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