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刚刚成立的第一个月，国家中枢所在的中南海可谓是没有片刻清静，一条条政令和文件不断从这里出入，整个国家都是一片百废待兴的气象。 对于毛主席而言，他每天都需要批阅无数文件，尽管有秘书处帮助他分担了很大一部分，但他依旧还是大事小事一一过问，生怕有什么纰漏。 不过就在日理万机的间隙，毛主席却叫来了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一见到他，主席就放下了手头的工作，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罗长子，这次急着叫你来，就是想要你帮我解开多年留下的心结呀！” 虽然不清楚主席的心结是什么，但罗瑞卿知道，能够困扰主席多年的事情，一定非同凡响。于是，他果断站了起来，对主席表态：“主席尽管吩咐，我罗长子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主席见状，才将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随即点燃了一支香烟，开始向罗瑞卿阐述起了困扰自己的心结。 原来，在1931年的时候，中央曾丢失过一批巨额黄金，这批黄金原本是苏区批给上海临时中央的经费，然而在护送的过程中，黄金却在上海松江一带离奇丢失，且一直查不到下落。
之后这件事便成为了毛主席的心病，他多次派出专案组调查此事，但由于上海一直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下，案情迟迟没能得到进展。 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件事已经困扰了主席整整十八年，其间滋味可想而知。而鉴于上海已经解放，所以主席这才迫不及待地叫来罗瑞卿，想让他一查究竟。 阐述完毕后，主席熄灭了手中的烟头，为了表明这件事情的重大，他还对罗瑞卿补充了一句：“你一定要尽快帮我破案哦！” 对此，罗瑞卿自然不敢辜负主席的信任，他向主席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并大声说道：“主席，你就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下面文章，笔者就将带大家了解这场“中共黄金大劫案”，回顾这起案件艰辛的破获过程。 在中央苏区政府成立之前，中共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临时中央，第一个是瞿秋白等人在“八七会议”后所建立的，于1928年完成历史使命后结束工作。 至于第二个临时中央，则诞生于1931年9月，当时鉴于党组织工作的需要，周恩来、王明和博古等人在上海商讨了具体要议，报请共产国际后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康生等人领导。 当时上海位于国民党统治重心，而且蒋介石制造的“白色恐怖”正值顶峰，革命工作很难开展。于是，上海地下党多伪装成上流社会人士，一来躲避国民党军队盘查，二来更容易获得有价值的情报。 我们知道，进入上流社会所需要消耗的经费是必不可能少的，因此上海党组织的花销非常巨大。但党组织在上海不可能进行筹款，更不可能公开开展募捐，所以上海党组织的经费来源，只能依靠苏区拨款或者共产国际的援助。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临时中央投入工作不久后，“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还被捕叛变，这直接给上海党组织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当时很多地下党员都被捕入狱，而为了保全他们的性命，党组织只能尝试打点关系，但这都需要巨额的经费支持。 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向共产国际求援显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上海临时中央只能向苏区政府求助。虽然当时中央苏区的经济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但为了全力支持上海临时中央的工作，时任苏区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还是竭尽全力发动力量筹集资金，以帮助上海方面度过难关。 最终，在中华苏维埃共政府财政人民委员（相当于财政部长）林伯渠的落实下，苏区银行对这笔经费进行了“按额调拨”，并且各地送来了一批各式各样的金饰。 由于这些金饰不便携带，林老便请了金匠对其进行了处理，将其熔铸为了十两一根的金条，一共十二根。为了保险起见，这些金条还被装进了按照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中，盒口用锡焊封。 准备好这些后，如何将这批金条安全送往上海，就成为了下一步的工作重心。 要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想要将金条安全从苏区送到上海是相当困难的，且不说国民党封锁区的阻碍和途中土匪猖獗，单是这一大笔财富，都很可能会使得护送的战士迷失心智，从而出现携款潜逃的事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林老可谓是绞尽脑汁，而在他的苦想和众人的提议下，最终得到了两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一个办法，就是制定了一条最为安全护送路线，从瑞金出发，途径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最后送到上海。虽然这条线路有些绕，但贵在安全，而且只要路程顺利，一个月左右还是可以抵达上海的。 至于第二个办法，便是根据线路，将护送任务分成七个部分，每两个地方之间安排一个专门的护送人员。为了保证黄金的安全，林伯渠还专门做了七个凭证，用以代表七个部分，每个部分任务完成后将凭证传回苏区。 如此一来，只要七个凭证全部传回，那便意味着任务完成，反之只要根据最后传回的凭证，就能清楚任务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方便解决 。 这七个凭证上面都有一个特别的符号，这些符号都是笔画，而七个笔画连起来就是一个“快”字，而且每个凭证都是用特殊方法制成，很难造假。 为了进一步确保安全，装黄金的白铜小盒还被上了锁，而且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换一把锁具，需要下一个地点负责人的钥匙才能打开。在任务开始之前，凭证、锁具和钥匙都被送到了各个地点，而且没有人知道这个白铜小盒中到底是什么东西。 由此看来，护送黄金的办法堪称绝妙，令我们不得不佩服前辈们的智慧。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环环相扣的绝妙方法，最终却并没有成功，因为那证明任务完成的最后一个凭证，始终没有传回苏区。 毛主席在得知这个消息时，已经是任务开始一个多月后了，随着上海方面接连发了五封催询电报，苏区这才意识到任务很可能出了变故，赶紧上报给了主席。 根据传回的凭证，缺少的是印有“捺”的那一份，也就是“快”字的最后一笔。所以，可以确定问题出在松江到上海这最后一站。 毛主席非常震怒，毕竟这是苏区掏净家底才凑出来的经费，不仅是全部家当，更是上海临时中央的救命钱。于是，他当即命令苏区政治保卫局对此事进行调查，试图找回这笔巨资。 然而，苏区距离上海甚远，派人前去调查风险高得惊人，而且上海处于国民党统治重心，就算到了上海也无法从有效渠道展开调查。于是，这个任务最终还是只能交给负责情报工作的上海特科进行，但却迟迟没有进展。 本案的关键在于最后一位联络人，可以说只要找到他，那么案子也就能水落石出了。但难就难在，最后一位联络人根本查不到任何踪迹，就仿佛离奇消失了一般。 在经过一番调查后，这起案件只能不了了之，以联络人叛变携款潜逃而结案。而由于这笔资金没有及时送到上海，上海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九名被捕同志惨遭杀害；三名伤重的地下党员因无钱医治不幸身亡；四名烈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援助而流亡… 也正是因为如此严重的后果，毛主席才会将此事一直记在心上，并耿耿于怀了十八年。一方面，他想要查出此事的真相，以了却这件心事，另一方面，则是给烈士烈属们一个交代，告慰英烈。 在罗瑞卿的亲自督办下，这起案件立即就被重启调查，而由于黄金丢失于松江到上海这段路线，案子被分配给了上海公安局，以“特费失踪案”为名开展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上海公安局手中还接到了另外五起历史悬案，于是，上海市公安局专门抽调了一批精干警员组成了一个“悬案调查办公室”，下辖的六个调查组分别负责一个悬案，其中“特费失踪案”由第三组负责。 第三组有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和邬泓四名侦查员，由蒋文增出任组长。在看过案宗后，四人根本无法从其中得到有效线索，这也让众人感到了想要破获此案的压力之大。 没办法，既然没有有效线索，那就从头开始，先从第一位负责运送白铜小盒的联络人开始查起。不过由于没有具体的联络人资料，专案组只能去北京找林伯渠先生，因为盒子是从他手中交付的。 在林老的回忆下，专案组得知第一位联络人姓秦，曾经担任过高自立的警卫员，而高自立正在沈阳病重住院。 得到这个消息后，专案组赶紧前往沈阳，不过并没有见到已经因为操劳过度而重病的高自立。尽管如此，专案组还是达到了此行的目的，因为高自立在看过他们的信件后，作出了答复：警卫员小秦，名朴，如今在十三兵团任职。 十三兵团当时在广西，所以专案组又从沈阳飞往南宁，终于顺利见到了这第一位联络人。当时秦朴已经成为了某师副师长，在得知了专案组的来历后，他非常配合，向专案组提供了接头人的样貌特征，还提出他是一个庙祝（寺庙管香火的人）。 不过这些信息并不能给出有效结论，很难帮助专案组找到人。但有意思的是，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之际，上海“悬办”不知道从哪里调取到了当年中央保存下来的绝密档案，这份档案记录着从瑞金到杭州的联络员的全部资料，不过唯独缺少最后一位。 凭着上级传回的资料，专案组总算顺利找到了南平的联络人，然后一路顺藤摸瓜，将当年的联络员一一找到。最后一个是杭州的联络员，名叫刘志纯，时年四十六岁。 专案组成员们清楚，找到了杭州的联络员，距离找到最后一个失踪的联络员就近了，但其难度，也是无限放大了。 救命款失踪，16名同志牺牲，困扰毛主席十八年，罗瑞卿解开心结 根据刘志纯的回忆，他抵达松江是在12月3日上午，吃过早饭以后，他便入住了火车站前的“汉源栈房”，这里也是组织提前商议好的接头地点。 按照上线吩咐，刘志纯需要在汉源栈房住三天，如果三天内还没有人来找他取东西的话，那么他就需原路返回，将东西藏好。 不过就在入住当晚，一个三十五六岁的汉子就来向客栈老板打听“大天营造行”，而这正是刘志纯工作的地方。 刘志纯听罢，便前去与汉子打招呼，两人对过暗号后，刘志纯将其邀进房间详谈。在屡屡确认无误后，那汉子拿出钥匙打开锁具，且出具了凭证，那正是“快”字的最后一笔。 交接完一切，汉子便提着白铜小盒出了门，刘志纯也算完成了任务。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那汉子带走白铜小盒不到五分钟，一行警察就打着旗号前来盘查，幸好白盒已经顺利转移。 按照刘志纯的说法，如若当时那汉子晚些前来，那盒东西指定不保，甚至连自己还要搭上性命。谈到这里，他还心有余悸。 在了解了具体情况后，专案组得出了一个线索，那就是刘志纯刚到松江，最后一位联络员就找上了门了，这说明那位联络员一直在松江，而且很可能也是住的客栈。 想到了这一点，专案组便立即朝着这个思路靠拢，动身前往松江调查。 到了松江后，专案组首先就向人打听汉源栈房，但在经历了多年的战火后，汉源栈房早就已经关门了。 不过虽然客栈不复存在，但专案组还是找到了原汉源栈房的老板林汉源以及账房先生褚国宝，然而两人并没有给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只是拿出了当年栈房关门时留下的账本。后根据账本记录，专案组还是确认了刘志纯所言无误，这倒也映证了他所记没有太大差错。 放开汉源栈房这条线索后，专案组又对松江在1931年开放的栈房进行了调查，最终得出共有五家。除了汉源栈房外，还有“清福阁旅馆”、“刑天华客栈”、“九峰客栈”以及专案组下榻的“大福祥旅馆”。 而在经过一番调查过后，除了已经倒闭且排除的汉源栈房和刑天华客栈，剩下的三家客栈都没有任何线索，也被专案组一一排除。 在客栈这条线索断了以后，专案组又尝试调查居民借住，可这个方向调查起来漫无边际，虽然有此前松江的老警察协助，但范围实在太大，加之年代久远，最终也是“没有查到”。 救命款失踪，16名同志牺牲，困扰毛主席十八年，罗瑞卿解开心结 由于案情迟迟没能有所突破，专案组的四名侦查员都非常泄气，见松江没有线索，于是组长蒋文增决定先回上海，对此另外三人也是点头赞成。 不过就在这时，侦查员胥德深向蒋文增请假，说是松江军分区司令部这边有一个老乡，是司令部的参谋，约他去吃个便饭。蒋文增听后也没当回事，只同意了胥德深的请假。 但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胥德深的这番应约，竟给整起案件带来了关键转机。 胥德深抵达司令部后，好友杜复明便让他给专案组打电话，让其一起过来吃顿饭。而在杜复明的盛情邀请下，其余三人也只好应允，一同到了司令部吃饭。 席间，杜复明向专案组问起了案子的事，对此蒋文增就将案情说了一遍，还提到了客栈线索中断一事。但有意思的是，这时负责掌勺的厨子老柏正好端了菜来，听到蒋文增的阐述，他就顺嘴提了一句：“我倒是知道那年头松江这边还有个可以住宿的地方，不知道你们查过没有？” 老柏话刚说完，四个侦查员全都齐齐地望着他，示意他接着往下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