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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武统:台湾人的脑子已被日本彻底洗透了

2020-12-13 06:10| 发布者: | 查看: 422| 评论: 0|来自: 西陆网

摘要:   台湾作为中国领土,其文化与大陆一脉相承。这种同宗同源、各自发展的文化印迹体现在两岸习俗的方方面面,包括宗教信仰。  传统的台湾民间宗教信仰是一种以斋教为代表的、儒释道三教相结合的糅合信仰,兼具佛教 ...

  台湾作为中国领土,其文化与大陆一脉相承。这种同宗同源、各自发展的文化印迹体现在两岸习俗的方方面面,包括宗教信仰。

  传统的台湾民间宗教信仰是一种以斋教为代表的、儒释道三教相结合的糅合信仰,兼具佛教和道教的特点和儒家学派的思想。这种糅合信仰不止在台湾,它广泛分布于近现代每一个有华人地区的地方,是中国传统思想与本土宗教交织融合,最终内化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二战之后,斋教逐渐消融于佛教中了,剩下的一些继承流派已经算不上主流了。

  然而甲午战争后,在军国主义思想的引导下,日本为了能完全消化台湾,成为其对外扩张的跳板和聚宝盆,对当地进行了全方面的殖民掠夺和同化运动。这包括政治上的打压、经济上的侵略和思想文化上的钳制。

  而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特殊意识形态,自然也成为了日本侵略者必争的领域。整个日占时期,削弱本土佛、道教的影响,输入神道教、日本佛教就成为了宗教侵略的主要内容。

  1895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侵占我国台湾。在侵略之初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对于台湾还是殖民者心态,忙于平定武装抗日活动,搜刮财产人力来扩大殖民成果,对台湾当地人的思想渗透还未加以重视。同时殖民政权在当地的统治机构也并不健全,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大规模推行同化政策。

  但早就有日本学者和官员计划着,将台湾变成日本“永久的一部分”。

  桦山资纪是日本派往台湾的首任殖民总督,他就曾经在施政方针训示中明确指出:“台湾乃是帝国的新版图,未浴皇化之恩,加上岛东部由蒙昧顽愚之藩族割据。故今日人临该土地者虽须以爱育抚孚为主,使其悦服我皇覆载之仁,但亦要恩威并行,使所在人民不得生起狎侮之心。”

  20世纪初,东乡实、伊藤四郎提出:“以将作为中华民族的台湾人同化于日本为其根本方针。”自此改造台湾人民的国民性,增强其对日本国家和天皇认同,并最终让台湾的中国人民成为日本天皇忠实子民的“皇民化运动”,成为了日本侵略者在台湾施行殖民统治一以贯之的方针政策。

  其中,宗教日本化是皇民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侵略者不但直接出资在台湾各地修建神社和设立敬神日,而且强行要求台湾居民奉祀神宫大麻及敬神如仪。

  据1941年统计,台湾居民家中供奉的日本神像达739378尊,占其总户数的70%。相反,对于不同于日本的台湾本土宗教,当局则以宗教整理的名义进行打压,使台湾本土的寺庙、神像被大规模集中销毁。经过侵略者别有用心的宗教整理,台湾本土的宗教场所数目减少了约1/3。

  第一个被消灭的对象是道教,其次是以斋教为代表的糅合宗教,而对佛教则采取了怀柔和改良的态度。这是因为前两者都是中国的本土宗教,日本侵略者的思路很清晰,如果人民的生活中仍然崇拜中国神,那么人们必然也就会遵从和保留儒释道的思想和生活习惯,这样台湾的老百姓永远不会成为日本的所谓“天皇之赤子”。

  日本对于台湾中国本土宗教的态度也有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期。

  1895-1905这10年之间,日本给日本僧侣、神道教神职人员以开放进入台湾的权利,总督府还利用行政力量在全台各地建立了神道教神社,以神社作为社会教化中心来对台湾人进行思想侵略。

  这样如狼似虎的宗教政策势必引起反弹,事实上从日本开始占据台湾到1945年战争结束,大大小小以宗教为诱因的反抗就没停止过。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事件。

  余清芳本是台南厅后乡庄(今高雄市路竹区)人,曾任台湾殖民当局警察,后来因为与日警察发生冲突而离职。离开警界之后他以台湾当地的斋教和“王爷”信仰为依托开展反日宣传,还曾被拘捕。1915年,他与一众爱国宗教人士密谋组织“大明慈悲国”,打算以西来庵为中心,武力反抗日本殖民当局。

  西来庵事件历时两个月,余清芳及其教众艰苦抗争了两个月,最终还是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而失败,余清芳被俘后死于狱中。

  参与事件者遍布全台各地,据台湾总督府统计,被捕的人数多达1957人。其中在台南开设的临时法庭中,被判处死刑者除主事者外高达866人。之后在日本国内与国际舆论压力下,1915年11月10日台湾总督以大正天皇即位为由,将四分之三的死刑犯特赦为无期徒刑。

  不过这并不代表侵略者也有仁慈的一面,日军后来继续追击并且采取了“清乡”,对起义的台湾人进行了有据可查的种族屠杀。

  按户政资料考证,这一事件造成死难者1.2万余人,其中大多数都是老人、孩子和妇女,他们成为了日军发泄兽欲的无辜亡魂。

  该事件后,驻台湾的日本侵略者大为光火。他们绝不会反思是自己的侵略行径引起了岛内民众的愤怒,而将民众的反抗归咎于传统中国民间信仰。时任日据台湾总督的安东贞美就在主持会议时说:“义和团之乱已经是十几年前清国的事情,为何今日台湾还有此类的暴动?盲从暴动者至少也该知道,迷信是不能依赖的。”

  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日本开始加大力度整饬台湾民间信仰问题,台湾总督府也因此事件,展开更深入的宗教“惯习”调查。1915-1918 年,后任总督府社寺课长的丸井圭治郎主持了一次深入的宗教调查,并撰写了《台湾宗教调查报告》。

  这次调查之后,日本确立了在台湾“尊佛抑道”和“信仰皇化”的宗教政策。首先在佛教上,给台湾当地的佛教给予一定的政治地位,但千方百计地割裂台湾佛教与大陆佛教的联系,而加强其向日本佛教的转变。

  除了将台湾佛教纳入日本佛教系统之外,僧侣法名也须参照日本惯例,加冠俗家姓氏;必须沿用日式的黄衫僧服,举行日式的礼佛仪式,改用日文传法和写作,接受日式的戒律和各种仪轨等;连佛寺的法器也要改行日本佛教规范。

  日本当局还促成了日本佛教各宗派与台湾本土佛教各派的联合,成立了一些佛教教育机构和全岛性佛教组织,如佛教学校—“台湾佛教中学林”和全岛性统一组织——“南瀛佛教会”等。

  这些佛教的领导层,主要以台湾当地的宗教领袖和地方势力为骨干,统一受日本当局和日本佛教教团的管控。借助这种较隐蔽而温和的联合方式,日本佛教日渐地扩大了传教据点,对殖民当局的宗教日本化政策起到了策应作用。

  其后果是,台湾本土佛教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地淡化了中国色彩。

  佛教在台湾是温水煮青蛙,而日本侵略者对于道教的态度则直接是赶尽杀绝,当时的台湾可以存在佛寺,但是道观不能有,一经发现就会被捣毁或改造另作他用。

  一时间许多道教场所不得不在主殿上另外供奉一尊佛或者菩萨来隐瞒自身身份。此后在一波又一波的打压之下,台湾的道教活动逐渐销声匿迹。

  除了佛道两家之外,就连中国人拜祭的土地山神、家中供奉的祖先牌位在日本人眼中也是不能容忍的。

  1936年日据台湾总督府召开“民风作兴协议会”,提出革除中国本土宗教的方案。会上强调了敬神就等于尊皇,必须各家各户设立神座供奉神宫大麻等措施。

  实施起来分两个步骤:第一个在台湾当地人口中叫做“神升天”,日本派出官员将各地能搜罗到的各教派神像集中起来,根据道家的方式煞有介事得上个表文,内容大概是表示众仙家应该在天上,台湾的老百姓没有知识把你们弄到地下来,对神明来讲是一种诬蔑,现在我派某某官员送你上天,然后一把火烧掉。

  另一个步骤更加过分,侵略者强制搜刮各家各户的祖先牌位,付之一炬。汉民族传统的春节、中元节和婚丧嫁娶的风速也被斥为“弊俗”,在皇民化运动中被打破。

  追根念祖的台湾当地居民只好将祖宗牌位藏起来,一直等到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才重见天日。

  不过光复之后,台湾的传统宗教民间信仰基础已经被削弱,道教销声匿迹、其他宗教难成气候。而本土佛教已经异化,成为了不中不洋、没有本土生命力的奇怪存在。

  参考文献:

  1.http://culture.ifeng.com/huodong/special/daojiaoluntan/content-3/detail_2011_11/14/10648054_1.shtml

  2.《日据时期台湾佛教的日本化现象》,陈进国

  3.《日据时期台湾佛教略论》,吴敏霞

  4.《日据时期台湾皇民化运动论析》,陈任远、扶水滨

(责编:贾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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