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针对“红二代”这一称谓发表看法时，罗援一再声明自己对“红二代”这种提法并不认同。罗援说：“这实际上是把干部子弟变成一个特殊群体，变成既得利益的代表，这是不公的。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等社会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后代，为什么偏偏制造出‘红二代’这种提法？”他认为，这是要把革命干部的后代和一般民众进行隔离，不利于营造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 采访中，罗援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首先，这些干部子弟的父辈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正像一首军歌中所唱的“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若不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们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泥腿子”。 其次，在战争年代中，许多干部子弟被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很多人在解放后才被他们的父母接到身边，将军后代合唱团有一个节目叫《乳娘》，反映的就是他们与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 此外，在“文革”期间，很多干部子弟家庭受到冲击，上山下乡，是老百姓抚育、收留了他们，他们和老百姓有着水乳交融的联系。 罗援是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一些媒体报道中也将他归于“红二代”群体。罗援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上一代的革命家对子女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提出反对特殊化，反对“自来红”思想，要求自己的子女和贫下中农、普通民众打成一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