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周刊8月29日讯 年仅20岁的玛利亚娜独自走在街道上，她还差4条街就到医院拿到最终的确诊结果。她的妹妹原本要陪她一起去医院，但她却反问其妹妹道：“为什么啊，如果结果是阴性呢？”还差4条街就到医院了，她内心的疑惑如潮水一般涌出。玛利亚娜边走边向上帝祈祷。当她看到确诊感染艾滋病的报告时，一切就都清楚了。当她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内心一直重复着一个念头：“我要死了！” 她幻想着自己在一个棺木里躺着，身体僵硬却又年轻。 玛利亚娜•亚克诺（Mariana Iacono）现年35岁，拥有社会工作学士学位，现在正在位于布省Sarandí市的家中养着一群可爱的宠物狗。15年前，她患上了艾滋病，三年前，她与男友卡欧•莫塔（Caio Mota）相识。卡欧•莫塔是一位年轻的巴西人，他们在里约热内卢旅行期间相识。他们的婚姻关系也被称为磁性或混合状态，意思是其中一个伴侣感染艾滋病毒，而另一个不是HIV感染者。 “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感染艾滋病毒的，那时我19岁，我和前男友在一起刚三个月。那是一种占有欲的关系，具有巨大的心理暴力因素。对方不想戴避孕套做爱，而我的脑子也一片空白，直到他说服我那么做。他打了我一顿之后，我们的那段关系结束了。” 在结束这种不良的关系的几个月后，玛丽亚娜开始注意到她的耻骨旁边长出了尖锐湿疣，还伴有呕吐症状，所以她在谷歌上查询了一下。她看到HPV（人乳头状瘤病毒）可能导致花椰菜样疣，并去了布省Lanús市的医务室检查。在她接受艾滋病毒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之前，她被大夫问及是否有一夜情的伴侣，以及她是否是注射毒品使用者。玛丽亚娜回答说没有，但医生说：“你的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你的检验结果是阳性。” 检查结果是阳性。“我拿着确证报告迟疑了一秒钟，然后开始哭泣，我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但我在大学读大四的生物学课程时掌握了一些基本知识。我回家也没有提起过这个话题，因为我确诊的时候我爸爸已经70岁了。”那一天，玛丽亚娜回到家里哭泣，大声喊道：“结果是阳性的。”她不断重复这句话。直到家人让她坐下来解释，起初她的爸爸还以为她怀孕了。 第二天，玛丽亚娜的妈妈和妹妹去和临床医生交谈，而她的父亲则陪同她去感染科室。“当我们出门的时候，我爸爸说，我唯一要说的是，你带有这种病毒是因为她自己找的。”玛丽亚娜和她的爸爸在一周前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她的父亲听到她说要去做化验，于是问到：“什么化验？这是烂人才会得的病，妓女才会得的。” 在诊断过后的第二个夜晚，玛丽亚娜去Gerli镇的朋友家住。没有人相信她得了艾滋病。他们说她很“可怜”，并大声问道怎么可能，而且他们的两性关系要比她的还混乱。玛丽亚娜在知道了诊断结果后的这几年里，她发生过的所有性关系都是另外的一个篇章。 “我刚知道的时候曾重新去找了我的第一任男朋友。很奇怪，因为他一直说要陪着我，和我在一起，但我们没有再发生性关系。我也没有那个想法，但我发现，他甚至不想亲吻我。四个月后，他去了墨西哥生活，我感到很愤怒。我给所有的朋友发了邮件说，我男朋友抛弃了我，因为我患了艾滋病。” 后来，玛丽亚娜又有了另外一段感情，大约持续了一年：“没有很深入。那个人知道这个信息，以前上过大学，父母都是高级职员。每次不得不尝试的时候，他看起来像是要因心脏病发作要死似的。”
玛丽亚娜进入了她所谓的“试验阶段”，开始提出问题：“当我认识新的人以后，我需要告诉他吗？为什么，如果我们戴安全套做爱的话？我什么时候需要告诉他？在发生关系之前，还是之后？如果我想要一段严肃的感情关系，我需要在确立关系之前就跟他说吗？为什么有的人患梅毒不用说，而我要说，如果我们用安全套的话，我不会给对方传染任何疾病？” 在这个情况下，玛丽亚娜作为国际艾滋病毒/艾滋病妇女社区的指导者，每次去美国时都会与一名男子约会。“有一天我告诉他我的病情，情况非常糟糕，他打电话给我的朋友，他告诉我，如果我再次前往纽约，他再看到我的话就会拿枪打死我。那现在他病了，这是不正确的，谁会负责呢。 我们没有在不戴安全套的情况下进行过性行为，没有风险，但我甚至无法向他解释这一点。” 玛丽亚娜也遭到了来自她朋友的打击。“有个朋友总是告诉我，她要把在意大利生活的弟弟介绍给我，直到有一天她弟弟来了，我们一拍即合。”但事实证明，她在知道我患有艾滋病后反应非常大，说了些很难听的话，她感觉我要害死她弟弟，对我来说，这是最难受的一个打击。” 但在2014年，情况开始转变。玛丽安娜前往巴西参加妇女聚会。莫塔正好在参加该活动的一个组织中工作。“那次旅行将我们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接吻了。然后我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 他们在脸书上成为了好友。一天晚上，玛丽安娜发表了一些技术性的内容，与她的艾滋病毒有关，莫塔就问她写的内容是什么。“我十分确定他已经知道了，因为我是行动主义者。但是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意识到他什么都不知道。” 玛丽安娜回复他，“是有关艾滋病病毒的内容，”而卡欧•莫塔（当回忆两人的轶事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则再也没有回复过。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有两个版本：莫塔睡着了，或者莫塔向他的朋友们说了这件事。但莫塔本人却说不记得这两件事了，但玛丽安娜记得。那天晚上，她一直等到凌晨2点，等待他的回答，直到她放弃，心想着：“好了，再一次发生之前的事情。” 第二天，莫塔回复了。 莫塔说：“知道玛丽安娜患有艾滋病毒对我来说并不是很大的事情，”莫塔用葡萄牙语说着。“不是，我想是因为我已经有了关于艾滋病毒的有关知识。我不知道是否害怕，事实上我不害怕。对我来说，更复杂的是其他事情。我想和她在一起，但她住在阿根廷而我在巴西，那对我来说是个问题。” 莫塔和玛丽安娜试着找了一个折中办法，他们一起选择住在Sarandí，但他们最终决定去巴西生活了，随后他们结婚了。在这几年来，莫塔发现许多人都在问他一个同样的问题：“你不害怕吗？” 在脸书上莫塔写到：“我明白大家这个问题的原因。在我们那一代，20世纪90年代，2000年，我们在这种恐惧文化中长大，艾滋病毒是死亡的代名词，你得了艾滋病毒后就会没命。我想我们必须把恐惧丢弃，重新去思考我们的问题。在这几年里，我与玛丽安娜一起生活，看到感染艾滋病毒的她在起舞，我们正在一起学习跳舞。而且我确定没有什么可怕的。 只有共同面对，在爱的包围下一起面对”。 玛丽安娜听到这些话后笑了。她说想生一个孩子。有这种关系的夫妻会去接受辅助受精，避免在没有安全套的情况下进行性行为，还有些人像他们一样走了另一条路：“我们选择不戴安全套发生关系，这不是疯了，这是一种选择。研究表明，如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时接受治疗，那么病毒的携带量就会逐渐检测不出来。就好像病毒睡着了一样。” 着名的感染学家佩德罗•卡恩（Pedro Cahn），胡塞德基金会主任确认了这一信息，他说：“自2012年以来，有报告显示艾滋病病毒载量不可检测的人不仅改善了他们的个人健康，也避免了将病毒传播给第三人的可能性。” 事实上，这是艾滋病规划署成立的“90-90-90目标”之一：如果90％的病人知道病情，其中90％的人都在接受治疗，90％的治疗患者病毒载量不可检测，到2030年，疫情将受到控制。在美国已经有一个很久规模的艾滋病运动，它的名字叫做“不可检测的病毒不会传染”。 卡恩解释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目标，如今，阿根廷有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还是未知数。接受治疗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挑战（很多人都放弃了治疗）。而每10人中就有1人对某些药物（即药物不再有效控制病毒）有抗药性。 “总之，如果做到了所有控制疫情的要求，艾滋病毒在血清不和谐夫妻中的非性传播已被证实。这是每对夫妇的决定，在清楚获悉和协商的背景下，他们的决定必须得到尊重。” 卡欧•莫塔和玛丽安娜不使用避孕套的性关系是他们生活的选择。他们还决定一起在拉普拉塔市学习沟通与人权硕士学位。他们还做出了一个决定：10月份，他们要结婚了。 （编译：时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