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这个拉美大国一般以足球强国和探戈起源的形象呈现在中文世界的读者面前。不过在历史学和政治学上，阿根廷的发展问题一直是有名的公案，她(注：阿根廷国名Argentina是阴性)曾经在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度是世界上排名靠前的富国。但1930年军事政变后，阿根廷在周期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中不断衰退，成为第一个“从发达国家倒退到发展中国家”的国家。 阿根廷本身拥有极好的地理条件，可以说整个南美洲最肥沃的土地(潘帕斯平原)和最丰沛的大河(拉普拉塔河)都尽在其掌握。而种族构成中有97%是白人，也很难从种族主义方向的理由来解释。然而，这些优越的条件也未能让阿根廷走出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衰败，反而深陷于债务危机。那么，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呢？
(阿根廷像心电图一样的GDP走势，显示了阿根廷“动态停滞”的奇特经济发展。) 阿根廷的经济区域主要分两部分，一是以商业为主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该省最初是依赖同欧洲国家的走私业务发展起来的。在西班牙殖民时期，拉普拉塔地区最初受秘鲁总督府节制。当时官方的商业运输需要先翻越安第斯山至利马，再装船到巴拿马，那时还没有运河，于是货物又需走陆路经过巴拿马地峡，最后在官方的护航编队带领下到达加的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着地图看一下，比起从拉普拉塔直接出发到达欧陆，这可是绕了一个大圈。 自然，走私商们也是这么想的，虽然官方政策不准殖民地同外国贸易，但商人们并不理会，宁可冒险直接从大西洋出发同英法商人进行贸易，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但是，这种发展手段也导致了殖民地官员和商人习惯性的勾结和腐败，给未来的阿根廷国家留下了漠视法律的恶习。 另一部分则是内陆的农业地区，由于西班牙的土地制度，农业地区普遍由庄园主控制，而不似美国掌握在大量的自由农手中。土地制度的不合理也延续到阿根廷建国以后，如1870年代阿根廷向南进攻巴塔哥尼亚，驱逐了原有的印第安土著，夺取了近两千万英亩的土地，然而这些土地未能像美国西部一样分给自由农，而是通过寡头间的分配交给了国内381名大地主。 内陆庄园主和港口人的不和，中央集权派和联邦派之间的对抗让导致了阿根廷国家的先天不良和长期的内乱。1816年拉普拉塔殖民地脱离西班牙帝国，建立联合省(1826年才正式使用阿根廷为国名)。接着先是产生了1819年、1826年两部倾向集权的宪法，但集权派旋即被考迪罗(caudillo，西语世界中的一类独裁者，一般是大庄园主。)罗萨斯击败。 随后罗萨斯采取暗杀的手段打击反对派，维持了近二十年的独裁统治后被推翻。又经过各派数十年间的交战，一直到1880年，内陆寡头组成的军队开进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将布市划给联邦直辖，布省的省府则被赶到附近的小城拉普拉塔市。这一战之后阿根廷形成了内陆寡头长期控制政局的局面，同时也是历史上少有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时期。
(描绘罗萨斯时期远征印第安人的画作。) 1880年标志着阿根廷历史上“和平与管理”年代的开始。这一时期政权控制在寡头集团组织的民族自治党(简称PAN)手中。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外国投资者纷纷来到阿根廷，利用肥沃的土地种植粮食，发展畜牧业，又建设铁路促进交通运输，在1880年~1914年间，阿根廷建设了近三万公里的铁路，大部分的投资者是英国人。 出口的繁荣也带来经济发展和移民流入，这一时期阿根廷GDP年均增长5%，人口增长为3.5%，有800万移民从欧洲来到阿根廷，其中近三分之一永久定居在这里。这其中大部分移民又多定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在1914年，布市的人口已有150万，是世界上十个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第一条地铁也在这一年投入运营。 随着经济发展，新兴的中产阶级团体开始争取政治权利，20世纪初，工会和政治间的对抗持续不断，政府的限制手段(只允许有阿根廷国籍者加入工会)未能起到效果。1912年PAN的时任总统培尼亚通过了普选和秘密选举的法案，开放了大众对政治的普遍参与。不幸的是，阿根廷的民主幼苗很快就被带歪了，1914年一战爆发，对农业产品进口需求的下降引起了不景气，激进公民联盟(UCR)以迎合工人团体的政策获胜。从此，不仅是旧有的寡头体制，曾经的自由主义繁荣也随着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干预常识而一去不复返了。
(繁荣时期的标志：布宜诺斯艾利斯地铁，这条地铁也是西语世界第一条地铁。马德里地铁在1919年才通车。) 1916年上台的UCR总统伊里戈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安抚失业者，比如设立最低工资与养老金，以此安抚工会团体渡过了萧条时期。到1920年代，全球市场的恢复促进了阿根廷经济的复苏，然而UCR却迎合当时盛行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试图实行铁路、石油化等保护主义政策。但是限于阿根廷自身的条件，这些政策实际上都无法实行，比如说尽管政府试图国营铁路，但却找不到足够的阿根廷人才来运营；她自己的石油公司也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必须引入外资进一步开发。最终，这些尝试只是进一步破坏了阿根廷的出口导向政策。1930年大萧条来临时，UCR对经济问题束手无策，在同年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 1930年标志着阿根廷自由主义政策的终结，此后民众都普遍倾向于建立内向替代的国营工业体系，反对向英美让步的贸易协议，如1933年的英阿自由贸易条约，即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军政府向英国出卖国家利益。政治上，军人干政也摧毁了阿根廷脆弱的民主政体，军政府先是支持两个亲军方的总统舞弊上台。1943年，由拉米雷斯带领的军人集团再次政变，这次军人连选举舞弊的兴致都没有了，而是直接解散议会，又宣布取缔所有政党和国会。
(庇隆在发表讲话。) 受到美国的外交压力，拉米雷斯政府很快就垮台了。选举在1946年恢复，胡安·庇隆就是在这次选举中当选总统的。他先前在1943年政府出任劳工部长，因为同情劳工的立场受到中产阶级支持，并且开出了大量福利支票，结果顺利当选。 庇隆一上台就开始履行承诺，宣布了一系列福利改革，包括提高工资、公费医疗、产假、公费住房以及强行压低基本食品价格，UCR等左翼政党几十年前未能完成的事业三年间就由庇隆全数实行了。此类政策很快就收到了反效果，尤其是压低物价导致的农业衰退，到1950年，庇隆政府已经需要设立“无肉日”禁止市场在特定的日期出售牛肉——而阿根廷曾经是一个供应了英国一半牛肉的出口大国！ 同时，一系列国营公司的建立也损害了经济的活力。结果是庇隆第一个任期刚过半，之前福利政策带来的繁荣就已经被通货膨胀吃了个精光。社会上对其批评不断，阿根廷著名的报纸《新闻报》就是在这时期倒霉的。1951年，为了反击《新闻报》对政府的批评，庇隆先利用议会扣押了财产，再干脆将其国有化。 这一套堵塞言论的组合拳并没有妨碍庇隆获得第二个任期，在1952年的选举到来前，庇隆把反对派候选人扔进了监狱，关到选举前夕再放出来。这样，庇隆得以在“未有选举舞弊”的选举中胜出。此时阿根廷的国政可以说是乌烟瘴气了，他糊弄得了选举，政治和经济的问题却是没法过关的。1954年庇隆下令冻结工人工资，丧失了工会的支持，第二年军队再次政变，把他赶去了马德里。
(1955年空军哗变轰炸支持庇隆的集会，即五月广场事件。也是数月后军事政变的导火索。) 然而，新上台的军人也未能摆脱庇隆的阴魂。尽管军队禁止庇隆主义者参政，逮捕支持庇隆的工会成员，但经济政策上仍维持了内向替代的政策，虽然新政府允许外国公司直接投资，可是政治上的混乱阻碍了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更糟糕的是，军方为了保证生产率宣布罢工非法，甚至用军队强令工人提高生产率。这套政策不仅没能恢复经济(1960年阿根廷的通胀率高达117%)，更催生了由工人和学生组成的游击队团体。这些游击队以庇隆为偶像，袭击军事基地和跨国公司的大商场，绑架军队和亲军方的工会领导人，游击队最大的“战果”是在1970年绑架并谋杀了退休的军政府首脑阿兰布汝。到1973年，军队也对于国政的混乱束手无策，只好允许庇隆回国，后者在这年的一次特别选举中再次当选总统。 庇隆重新当政吸引了不少外国投资客，他们相信庇隆是唯一可以稳定阿根廷的政局的人。但第二年庇隆就死了，夫人伊莎贝尔接任。她没有什么执政经验，只好纵容军方肆意妄为，游击队本来看在庇隆的份上消停了一段时间，现在也重新和军队大打出手。1976年，军人们再次夺取了政权，豪尔赫·魏地拉为首的军政府发动了“肮脏战争”，在国内逮捕左翼游击队和工会成员让他们“消失”，这种逮捕很快就演变成地方军事首脑随意滥权的暴政，在肮脏战争时期有近两百万人逃离阿根廷。 魏地拉当政时期经济出现了一段短暂繁荣，并不是由于他进行了什么经济结构改革，他的刺激经济妙招是借钱，通过从海外大量借贷投资来刺激增长。如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他的地方政府获得了10亿美元的海外借款用于建设连接机场的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强拆毁掉了32个贫民区，使得30万人流离失所，但是工程还没修好，贷款就已经花光了。军政府的低效运作事实上挥霍了大笔资金，也未能产生与其的效果。到1981年，阿根廷已经背上400亿美元的外债。借债大潮的组织者魏地拉毫无政治节操，在经济危机面前立刻选择了辞职跑路。
(1969年科尔多瓦暴动，事情是由于军队驱散工人集会引发的。) 最后，1982年新军头加尔铁里当政时。国内已经长期处于通胀率高于100%，经济负增长的状态。而加尔铁里跟他的几个前任一样，也没有什么改革经济的决心。当这个曾经的地区强国在内向替代和民粹政治合力推倒悬崖边上的时刻，加尔铁里决心诉诸于反帝反殖大业来转移国内的视线，终于狠狠踩下了一脚油门，让整个国家连人带车翻下了悬崖。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军队登上马尔维纳斯群岛，马岛战争爆发，后来的故事我们就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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