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诸国在从西班牙葡萄牙两国独立后为何沿用宗主国的语言？ ...

前几天写了不少关于nationalisim方面的内容，比如拉美脱离西班牙独立的经济原因探析中东欧为什么一直动荡混乱？巴尔干火药桶是怎样炼成的？六月十日散记：从安德森观点谈如何处理语言与分裂势力之间的关系六月九日散论：民族、时间观与国家认同等篇，这一次我对之前的内容进行一个总结性的叙述。

安德森在官方nationalism一章里对这种事物进行了一个定性，那就是他们意在追求帝国的统一，统一的工具就是其中主体闵租的语言，也就是使得其他少数群体主体闵租化。即便在这个体系内出现了其他被容忍的自主语言，也是官绅的产物，是极其reactionary的，而且整个体系几乎必然会导致帝国的扩张和外溢。我不能说这种观点毫无道理，然而我绝无可能认同这种观点，因为帝国并不一定是要无休止和持续扩张的，sino的例子已经说明了一切，这个命题本身就已经被推翻了。其次，这种为什么要把官绅提倡的

语言闵租猪衣就定性为reactionary呢？我只能从中看出满满的Anti-government的情绪，而不是什么理性认知的逻辑和结果。我能看出的逻辑关系就是这种情绪和这个结论，看不出别的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难道语言闵租猪衣就不是社会精英提出来的？就不是他们发动的？与官绅一样，这些后发的资产阶级或者知识分子本身也是精英圈子的一员，只不过他们希望透过这种富有危险的挑衅意味的行为艺术来博取更多的关注，获得更多的资源，正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我丝毫不觉得这是一种什么了不起的行为，这是一种妥妥的reactionary、separatist 的观点，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只能说明他们自己内心的扭曲和阴暗罢了。都是精英，都有着精英的权力，不管这种权力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社会的，都不可能不借助某种形式的权力来推广和扩散自己的“行为艺术”，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谁也不要把谁描绘成至善至美的道德高地。虽然在安德森的书里我看到了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然而我也看到了一种危险的倾向，那就是把人事政治为归依的葛明叙事与民族叙事混为一谈，进而用后者解构Marxism的思想。这种思想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增强他们的凝聚力与认同感，但是对于研究者来说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点，因为西方人很容易玩费边战术，借着这个方法去解构研究者的信仰，导致一种“迂回自由化”的危险结果。

话说回来，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始终无法弥合现实的割裂性与矛盾性，因为你无法在强调西属美洲各地独特性和联系的困难程度后又解释为什么这些急于从西班牙独立又各自互不联通的国家采用视如仇敌的前宗主国的语言。第二，他们割裂的同时为什么又几乎心有灵犀的一致选择西班牙语作为自己的官方语言呢？这些安德森的逻辑都无法滴水不漏的解释好，恰恰相反，安德森的解释可谓是漏洞百出，不忍直视。我还是那句话，西方研究者过分高估了文化上的同一性，而过分夸大了政治上的差异性，使得很多本该在文化上详细解释差异性，在政治上借鉴研究经验，从相类似的规律上解释的问题被颠倒过去，最后研究成了一团浆糊，文化是最难以用相对统一的理论解释好的，而很多人却十分想从这个同一性上去解释，文化是看起来最容易，实际上最不好解释的东西，他的根基有宗教、道德、亚政治秩序、艺术、语言等多个角度，如果你想要大开大合的宏观解释，必须在这好几个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而不是抓着一个方面就侃侃而谈，那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文化就像是一道只有两米宽的峡谷，但是峡谷有两万米深，一旦你坠入深谷，那就无法回归解释的原点，而是像沼泽一样越陷越深，不可自拔，没有充分的多门类准备和充分、敏锐的逻辑思维，最好不要随便用文化来做历史的注脚，那样只会让历史的解释更加苍白，而人的无知也会更加暴露。拉美的语言选择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文化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史问题，它的解释不应该停留在所谓的闵租解放的玫瑰色叙事之中，那样不仅浅薄无知，而且有把历史肤浅化、幼稚化和简单化的危险。

拉美不采用别的语言，而用宗主国的语言，其实并不是个案，他们之前独立的美国，就是采用的前宗主国的语言，他们自然也有自己的考量。首先，基于自身和前宗主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传统，新独立或者新分裂出去的政权，是不可能马上禁绝本国的仅仅精英和原母国的联系的，一旦强行切断，他们不仅不会支持军事考迪罗政权，还有可能和宗主国联合起来颠覆考迪罗政权，他们不可能违背这种关系，即便要过渡，也得稳定好这个关系，之后再去寻找新的经济合作伙伴，我再举一个例子，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后马上寻求和叶利钦签订新的旨在维持苏联经济空间的协定，难道他们在独立之后还希望自己头上保有一个太上皇吗？那肯定不是的，他们只不过是希望自身的经济稳定，国内的精英仍然能支持自身的统治罢了。鉴于这种经济合作的必要，语言的保持是不可避免的。到了后来，他们和英法等其他西欧国家经济往来密切程度已经超过了原宗主国的时候，西班牙语反而成了一种对抗英语法语、彰显自主性的语言了，恰恰起到了标识自我特性的独立旗帜的作用了。

其次，语言的更新是需要成本的，在刚独立之初的拉美诸国，不能也不愿意拿出这么一笔钱去革新全国的教育系统，使得当时并不多的识字人口语言彻底变更。而且不要忘记的是，拉美拉美，不管西班牙还是葡萄牙，当地承担文化教导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教会，墨西哥的三保证军运动口号里有一条就是保护天主教的财产和权威，如果更换新的语言，首先要和他们搞好关系，进行充分的沟通，否则这个改革就不可能实现。那么就有另一个问题，这笔钱该教会出还是考迪罗出？很显然两者都不乐意出。尤其是教会，教会方面肯定会想，你这是求着我办事，怎么能让我出钱呢？但是考迪罗自己出这一笔钱之后并不能显著增强自己对国家的控制力，也不能提高自身的军事经济实力，所以主观上就没有这种动机，就像奥地利帝国东部诸省的马扎尔贵族在1811年公然表示27年前所宣称过的马扎尔语言方案是有害和无益的一样，不要把这种搞慈善的事情想得太重要了，他们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是政治家考虑的第一要务，然而可怜的是，很多西方学者仍然在做着自己的春秋大梦，不能自拔。

最后，考迪罗本身的隔离心态，使得他们对于西班牙语不能彻底抛弃。玻利瓦尔就认为给予黑奴、印第安人与白人一样的公民权利是很危险的，无独有偶，隔壁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巴西，也在19世纪后半叶才颁布了废除黑奴制度的法令，以及给予黑人后代以自由人身份的《黄金法》。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是没有合法地位的。就像马扎尔人（匈牙利人）贵族在奥匈规定德语为官方语言之前一直讲拉丁语，突然改革让他们倍感愤怒一样，他们并不追求马扎尔语言的流行，而是愤怒于贵族改革中对于贵族既有传统的“背叛”，如果我们进一步剖析这种愤怒的根源，那就是把贵族与一般农民、平民的身份界限模糊了，甚至会被视作下一步改革将要威胁到贵族切身利益的先声，他们怎能不愤怒？在他们眼中，语言对于人身份的界定，主要是针对政治地位，而非现代意义的归属感、认同感。同理，对于拉美的考迪罗大弟煮们来说，他们是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自身的优越性地位的，西班牙语对于他们的意义，就好比马扎尔贵族掌握的拉丁语之于普通的讲德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的农民的差异，你让他们去讲克里奥尔语，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会被他们认定为一种侮辱和蔑视。

综上所述，西班牙语仍然被保留下来，并且作为几乎唯一认可的官方语言，是有其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而不是某种削足适履的文化理论能够概括和解释得通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仍然在拉美被作为官方语言使用，是有着其深厚的内在理性的，而不是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化统一论体系能说明的。葡萄牙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因为巴西在和葡萄牙分离的时候，是以一个帝国的身份离开的，佩德罗王子在担任摄政王之后成为了巴西事实上的统治者，在父王回到里斯本不久之后就宣布独立，而葡萄牙方面也没有多大的反应，因为都是一家人，分到自己儿子手里不吃亏。巴西本身和葡萄牙是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既然是被葡萄牙以一种分封的心态分出去的，那就更没必要抛弃葡萄牙语了，之后的事情和上面我们在解释西属美洲时的情况差不多，葡萄牙语的地位也就确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