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阿根廷的恺撒大帝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离家， 去到莫斯科或罗马；

　　放弃那辛苦的劳作吧， 去把缪斯们请回家。——W. B. 叶芝：《雕像》

　　约翰·亨特是在一个可以大展宏图的好时候接管巴黎的文化自由 代表大会的。“艾森豪威尔炫耀艺术”的时代刚过去，接着又是肯尼迪 宣称他的政府要同艺术家建立“富有成果的关系”。肯尼迪邀请了 156 位名人，其中包括亚瑟·米勒、安德鲁·韦恩、欧内斯特·海明威、密 斯·范·德·罗厄、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罗伯特·洛厄尔、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皮埃尔·蒙特、罗保·欣德密斯和斯图尔特·戴维斯来参 加他的就职典礼，他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大事来做。伊丽莎白·毕晓普写 信给洛厄尔称：“就职典礼一定十分有趣。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了一再 播放的片段。但是我不喜欢那种罗马帝国式盛大场面，比如那种观众的 看台，看上去有点像欢庆凯旋的模样。”但是对于许多冷战斗士们来说， 这种帝国气派是激动人心的，正如 1961 年初一位崇拜者对肯尼迪所说： “在古代，一个罗马人，不管他到哪里去，都能骄傲地宣称‘我是罗马 帝国的臣民。’今天，相似的情况出现了，我们不论走到哪里，我们也 能昂首挺胸骄傲地宣称：‘我们是美国公民。’”

　　1962 年 5 月 11 日，罗伯特·洛厄尔再次应邀来到白宫，这次来是参加欢迎法国文化部部长安德烈·马尔罗的招待会。肯尼迪在招待会上开玩笑地说，白宫正在成为“知识分子的咖啡馆”。但是洛厄尔对此表示怀疑，后来关于这次宴请，他写道：“第二天早晨你看报时，就读到了第七舰队被派到亚洲某地的消息，你会有一种滑稽的感觉，其实艺术家是如此的无足轻重，白宫里的这一场面只不过是商店橱窗里的摆设，真正的政府是在某个另外的地方，真正管理这个国家的机构是在邻近五角大楼的地方……我感到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只是在扮演一个徒有虚名却又自命不凡的角色——我们应当是真正的橱窗，而不应当充当橱窗里的摆设。”

　　在有些知识分子中间，对政府的乐善好施逐渐产生了怀疑，尽管很少公开表露出来。但是，腐败问题并没有引起中央情报局的担心，在它的主持下，照样还在广施恩惠。唐纳德·詹姆森说：“有时你可能经不起诱惑。我估计代表大会中所有身居要职的人几乎都明白钱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从某个地方来的。如果你朝四周看一看，最终只能作出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这些人就是幕后决策者。大多数学者和作家关心的主要是为你干活，就要得到报酬。我想，一般来说，只要我们给钱，他们就笑纳了，至于钱来自何处，他们是不管的。代表大会或别的同类机构，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像是乳汁充盈的乳房，他们饿了就来猛嘬一顿，然后就走开去干他们的事了。我认为这就是代表大会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它既能让你跻身于知识分子行列，又让你有饭吃。采取这种做法的，除了我们也只有共产党了。”

　　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也不管他们知道不知道，许多西方知识分子都被中央情报局用一根绳子拴住了，“这根绳子不是《圣经》而是金钱”。如果克罗斯曼在写他的《上帝的失败》时还能说“物质享受对于知识分 子并不那么重要，他们最看重的是精神上的自由”，那么现在看起来， 知识分子对于伸手就能大捞油水已难以抗拒了。代表大会主办的一些会 议“主要是作秀，与会者倒让我想起那些聪明人，他们夏天去避暑，冬 天去避寒。”这番话是苏联问题专家沃尔特·拉奎尔说的，他本人就经常参加这些会议。他还说，“这里面有一种习气，既自命不凡又趋炎附势，这种习气在英国尤甚。表面上装得温文儒雅，机智幽默而又老练成熟， 其实是一些绣花枕头，腹中空空。他们在学院的餐桌上夸夸其谈，在皇 家咖啡馆里传播流言蜚语。” 贾森·爱泼斯坦则说：“对有些人来说， 拿着政府的钱，享受着奢侈气派的旅行，是一种极大的愉悦。不仅是愉 悦，还能体会一下权力的味道。当那些知识分子来纽约访问时，他们被 邀请去参加盛大的聚会，到处可以享受昂贵的餐饮，还有侍者伺候，天 晓得还有什么别的。这样的享受，要知识分子自己掏腰包是绝对负担不 起的。如果你在政治上正确，又能为你采取的政治立场得到丰厚的报酬， 这样的事谁不愿意干呢？于是腐败就接踵而来了。”

　　那些不在纽约领取日常开支的人则可以充分利用意大利北部贝拉 齐奥的塞贝洛尼山庄。这处山庄位于莱科和科莫北部湖泊之间的一个悬 崖上，是托雷·伊·塔索公主（Principessa della Torre e Tasso，通常名叫埃拉·沃克，Ella Walker）遗赠给福特基金会的。福特基金会让这处别墅可用来作为代表大会名声较高的成员非正式的休养地，使这些文化 界的头面人物在那里养精蓄锐。到那里暂住的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抵 达时，会有身穿衣襟上缀有 V.S. 字样的蓝色制服的司机来接。这里的客人不享受“赠款”待遇，但是在那里的食宿都是免费的，免费项目包 括所有的旅费，餐饮，使用网球场和游泳池。汉纳·阿伦特在别墅提供 的精美信笺上写信给玛丽·麦卡锡：“你会感觉霎时间你住进凡尔赛宫。这个地方有 53 名仆人，包括专职的花匠……这些服务人员全部由一名管家之类的人管理，这种管理办法是从‘公主’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 无论是他的相貌还是举止，都有一种 15 世纪佛罗伦萨绅士的气派。”

　　麦卡锡回信说，她觉得奢侈豪华的环境不适合于勤奋的工作。1965 年 6 月，代表大会举办了“世界秩序的状况”研讨会，这处别墅也是这次会议合适的会址。这次研讨会是代表大会同《代达罗斯》杂志和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少数几个受宠的人物还可能应汉西·兰伯特（Hansi Lambert，代表大会的一位百万富婆朋友，她也在她的格施塔德避暑胜地招待宾客）或弗莱希曼之邀，乘他们的游艇在地中海作海上游。斯彭德夫妇两人都是受邀请的客人。当斯彭德告诉厄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说，他 1955 年 8 月曾从科孚到伊斯基亚乘游艇作海上游，这个德国人只是说：“你是个共产主义者，现在却乘游艇游弋在地中海上。好啊，好啊。”对于那些喜欢陆地的人，代表大会则为他们安排了欧洲享有盛名的所在：在伦敦住康诺特饭店；在罗马住英格都尔特拉和大费拉饭店；在巴黎，欧文·布朗则继续在他的家外之家巴尔的摩饭店里的皇家套房里招待客人。

　　尽管罗伯特·洛厄尔对于接受政府的庇护持保留态度，但是， 1962 年 5 月他却无保留地接受了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为他提供的一张赴南美的头等舱机票。他的密友伊丽莎白·毕晓普住在里约热内卢。她曾好几年催请他来此相聚，现在代表大会为他出资，他立刻就成行了。毕晓普欣喜万分。她写道：“国务院驻巴西的人员行事愚蠢之极，还十分粗鲁，他们通常派一些不重要的而且枯燥无味的作家和教授到这里来。”洛厄尔的访问要有意思得多。代表大会用了好几年时间试图扩大其在南美的影响。代表大会在 南美的杂志名叫《纪事》（Cuadernos ），编辑是朱利安·戈尔金。戈尔金曾于 1921 年建立巴伦西亚共产党组织，并为共产国际的地下工作网络工作过，在这段时间里，他学会了做好些工作，包括制作假护照。1929 年他与莫斯科决裂，据他说原因是苏联人曾试图说服他充当杀手。在西班牙内战即将结束时，他逃亡墨西哥。墨西哥是逃亡的布尔什维克 传统的栖身之处。戈尔金 5 次逃过了被暗杀的命运，但仍然逃不过在他的头骨上留下了一个子弹洞。作为《纪事》的编辑，他的任务是渗入拉 丁美洲“最不受信任的”人当中。他曾开玩笑说，在这个地区，要想扩 大影响，唯一的途径是不断攻击美国，高唱萨特和聂鲁达的颂歌。美国在危地马拉支持政变（1953 年），1958 年古巴发生革命，这些都没有帮戈尔金的忙。紧跟着美国对这个地区进行干预，迎来了一个“拉美共产党人及其盟友的乌托邦”时期，但是，戈尔金反其道而行之，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为代表大会创建了一个重要立足点。

　　1962 年 6 月的第一个星期，洛厄尔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和 5 岁的女儿哈里特抵达里约热内卢。纳勃科夫也在那里。他同伊丽莎白·毕晓普一道去机场接他们。在洛厄尔一家于 9 月 1 日乘船返回纽约之前，一切都顺利。到了纽约之后，洛厄尔将接着访问巴拉圭和阿根 廷。陪同他的是代表大会的“专职南美巡视员”基思·博茨福德（Keith Botsford），他是约翰·亨特“硬安插”进来的，为的是对这位诗人进行监视（用中央情报局的行话说，博茨福德是洛厄尔的“leash”）。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出问题了。洛厄尔患有狂躁型抑郁症。他把医生开 给他的对症药品氯普鲁马嗪扔掉了，在总统宫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又喝 了好多杯双份马丁尼鸡尾酒，他的病发作了。他声称他是“阿根廷的恺 撒大帝”，博茨福德是他的“副官”。他发表了一篇希特勒式的讲话， 在讲话中称颂这位元首和他的超人理论，然后他脱光了衣服，一丝不挂地骑上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主要广场上的骑马塑像。这种状况持续 了好几天，洛厄尔的狂躁终于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按博茨福德的命令， 把他塞进一件长外衣里，送到贝思勒海姆医院。在给他注射大剂量的氯 普鲁马嗪时，不得不将他的四肢用皮带捆住。处于普罗米修斯状态中的洛厄尔还让博茨福德用口哨吹《花花公子美国佬》和《共和国战歌》 的曲子。尽管如此，博茨福德蒙受羞辱的日子总算结束了。

　　九月里稍后的一天，纳勃科夫给玛丽·麦卡锡打电话。他用颤抖和疲倦的声音告诉她，洛厄尔“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精神病病房里， 玛莉莲·梦露因为白宫出面干预她与博比·肯尼迪的暧昧关系而自杀身亡。”玛丽·麦卡锡与纳勃科夫同样感到厌恶。她总结道：“我们这个时代开始有点儿像场面恢宏的讲述罗马皇帝和他们的妻子的电影了。博比·肯尼迪家的游泳池就是罗马皇宫里的驴奶浴池。”

　　洛厄尔事件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代表大会选中了洛厄尔，本来是 让他作为一名杰出的美国人，来与聂鲁达抗衡，结果却是一个超量使用氯普鲁马嗪的间谍。他把自己代表的一方的面子丢尽（反过来本人也 被博茨福德弄得声名狼藉）。令人惊讶的是，亨特和乔斯尔森都没有解 聘博茨福德，而是继续用他充当驻拉丁美洲的“代表”。更令人惊讶的是， 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年，他们又考虑派洛厄尔作为代表大会的代表赴墨西 哥参加会议。但是乔斯尔森有些犹豫，担心洛厄尔会同上次一样“不听 从他的心理医生的医嘱，根本无法保证他不会再次发表疯狂的拥护希特 勒的讲话。”博茨福德可不想再重复上次的事情，所以他就反对派洛厄尔，最后大家同意派罗伯特·佩恩·沃伦和诺曼·波德霍雷兹（Norman Podhoretz）到玉米幕后面去更为可靠。

　　虽然乔斯尔森并不那么信任博茨福德（“我甚至不敢肯定他是否能 够把真实情况说清楚”），但是在代表大会里，亨特对他仍百般提携。乔斯尔森此时告诉亨特，巴西的知识分子已经把代表大会视为美国的出 面机构，建议代表大会要更加谨慎，不要那么张扬，做事要更加隐蔽一 些，只支持那些在当地有雄厚群众基础的项目。但是亨特不听，对他说， 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应忽视。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亨特和博茨福德掀起了一场强大的搞垮诗人聂鲁达的运动。

　　1963 年初，亨特接到警报，说聂鲁达是 1964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这种内部消息是极为罕见的，因为诺贝尔奖委员会内部的考虑是 极端保密的。但是，到了 1963 年 12 月，还是吹起了一股反对聂鲁达的风。欧文·克里斯托尔向亨特打听，问他有关聂鲁达的这股风是不是代表大 会吹起来的，为了掩盖代表大会在其中的作用，亨特用开玩笑的口气回答说，提名这位诗人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引起非议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从1963 年2 月份起，亨特一直在组织对聂鲁达发动攻击。此前，朱利安·戈尔金曾写信给一位在斯德哥尔摩的朋友，谈到了有关聂鲁达的事，后来戈尔金告诉亨特，“此人准备出版一本瑞典文的小册子《聂鲁达其人其事》。”但是亨特对这样一本书是否有用表示怀疑。他对代表大会的积极分子热内·塔弗尼埃说，应该用英、法两种文字撰写一份资料翔实的报告，散发给某些人。亨特强调，如果想要阻止聂鲁达获得诺贝尔奖的丑闻成为现实，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他请塔弗尼埃与朱利安·戈尔金和他的那位瑞典“朋友”合作来组织这份报告的写作。

　　塔弗尼埃的这份报告重点是聂鲁达的政治倾向问题，该报告强调，“作为艺术家的聂鲁达和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聂鲁达是不可能分开的。”报告指控聂鲁达作为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利用他的诗歌作为工具，参与了彻头彻尾的极权主义政治活动 ；这就是一个“好斗的、训练有素的”斯大林主义者的手法。1953 年聂鲁达曾向斯大林献诗而获斯大林奖，塔弗尼埃称之为“奴性诗歌”。报告利用这件事大做了一番文章。

　　6 月底，塔弗尼埃将报告的清样送给了亨特。亨特决定加大这份报告的力度，他让作者将重点集中在聂鲁达参与政治活动的性质上，着重讨论他那种已经不合时宜的斯大林主义立场，因为这种立场同当今苏联较为宽容的气氛已显得不协调了。亨特最后以某种相当专业的语气告诉塔弗尼埃，他要在几天之内看到修改后的报告清样。戴安娜·乔斯尔森说：“他们显然是要发动一场运动来阻止聂鲁达获得诺贝尔奖。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为此，乔斯尔森也曾写信给代表大会的荣誉赞助人、哲学家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请他出面干 预。但是德马达里亚加却十分自信，他认为“斯德哥尔摩很容易作出答复， 而且这个答复名正言顺：诺贝尔奖已经授予过智利女诗人加布里埃拉·米 斯特拉尔。只有这一条理由，没有别的。政治与此毫不相干。”其实，一切当然都离不开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