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遵照欧洲的先例和实际运作，独立的司法机构和议会与行政部门分享权力。所有18岁以上的男性公民都拥有选举权。阿根廷的政治体制表面看上去是富有活力的、开放的、竞争性的。但是实际上，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同时，阿根廷的政治体系依然是封闭的，到1912年，只有大约20%的本国男性人口参加投票。
一小撮富有而强大的特权精英阶层主宰着阿根廷的政治，因而历史学家将这一时代称为寡头政治时期。这些特权阶层组成的国家自治党，也被称为“牛党”，因为其主要成员是富有的养牛牧场主。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通过操纵选举，该党一直维持着对阿根廷政治的控制。反抗首先来自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新兴的中产阶级，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这个阶级对寡头政治垄断不满，要求参与和分享政治权力，而激进党运动作为新兴中产阶级要求的反映，提出了一种民众主义的、民主的、同时又是反自由主义的现代化方案。 1889年，从独立以来一直与阿根廷的商业和财政有着密切联系的英国四林见单公司，为布宜诺所艾利斯的公共工程建设招股筹集资金。按授心间根延的财政不意而不愿投资。这一招股计划的失败带来了一场资太市场的恐慌。这场所谓的“巴林危机”不仅切断了英国投资者对阿根廷，的新投资，而且也挫伤了其他国家的投资欲望。 由于资金短缺，阿根廷的货而体系崩溃。出口收入下降，进口变得昂贵。到这年年底，这场财政恐慌导致了阿根廷经济的严重衰退。财政危机使政府陷于瘫痪。1890年4月，内阁辞职。
在这种情况下，对寡头集团的一党专制、政府腐败一直不满的城市中产阶级和被排除在政权之外的部分精英分子联合成立了“公民联盟”。虽然这一新的政治组织的基础是中产阶级，但是成分极其复杂，其领导层包括对政府不满的城市政客，如其第一届主席莱安德罗·N.阿莱姆，新的土地占有者以及享受不到政府恩惠的旧贵族的后代，还有被政府的反宗教立法激怒的教会人士。 除了要求有效的选举之外，将这些形色各异的集团团结起来的只有一个目标，即决心推翻现政府。在军队的支持下，“公民联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动了一场暴动。暴动虽然失败，但是，迫使胡亚雷斯·塞尔曼总统于1890年8月6日辞职。“公民联盟”内部的分歧被政府所利用。 卡洛斯·佩列格里亚总统（1890-1892年）拉拢心怀不满的精英分子，并采取措施削减开支，降低通货膨胀，稳定比索价值，恢复阿根廷在国外的资信度，改善经济状况。由于这些措施，经济逐渐从危机中复苏，社会不满开始逐渐消退。 1891年，“公民联盟”发生分裂。许多人寄希望于通过支持新总统而获得恩惠因而放弃了抵抗，这一派在米特雷及其支持者的领导下，成立了“国家公民联盟”。但是另一派别与新政府仍持敌对立场，主张继续推进改革，这一派成立了“激进公民联盟”，即激进党，其领导人为莱安德罗·N.阿莱姆。 莱安德罗·阿莱姆和激进党指责政府腐败，主张进行自由公正的、面向全体公民的、不受任何人操纵的普选。他许诺，激进党将建立诚实的政府，以公正和进步的方式管理国家。在激进党运动的理念中，社会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所以他认为，激进党不是一个代表部门利益的政党，而是整个国家利益的代表。
因此，他既摒弃自由主义保守派的资产阶级制度，又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改革立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阶级斗争主张。他认为，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将导致阿根廷国家的解体和“非民族化”。 激进党运动主张暴力的、“不妥协的”斗争，以推进民主化，拯救国家的“真正的”民族地位。也就是说，激进党运动主张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反对寡头集团所提倡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理念，其思想渊源来自于阿根廷历史上传统主义的、反现代化的联邦主义精神。激进党将这种传统的地区联邦主义精神与立宪秩序相融合，从而形成了一种直接民主或者庇护政治的概念。 这是一种国家发展道路的主张，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它成为后来的庇隆主义的先驱。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莱安德罗·阿莱姆指导建立了激进党的地方组织，以扩大党的影响和实力。在选举中，党的地方组织指导选民投票；当面临政府干预时，地方组织还进行武力抵制。
1892年，激进党还策划武装暴动，但是很快被卡洛斯·佩列格里亚总统镇压，莱安德罗·阿莱姆等激进党领导人被驱逐出境。随着激进党力量的增强，1893年7月，流亡归来的莱安德罗·阿莱姆及其他激进党领导人发动了另一场武装暴动。暴动者很快控制了圣菲等城镇，并坚持战斗达两个半月，但最后由于缺乏广泛的民众支持而被镇压。 莱安德罗·阿莱姆并没有因此而灰心，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争取新的支持者，使得激进党在1894到1896年的地方选举中对执政的国家自治党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但是，尽管激进党影响日增，莱安德罗·阿莱姆和他的支持者依然无法对政府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国家自治党凭借政府资源，通过各种方式保证，对地方政府进行。对者进行惩我，并根据宪法对在率中派推的地方政府进行干孤。 1896年，莱安德罗，阿来据对对党的前景终感绝望而自杀。莱安德罗·阿莱姆死后，他的外甥伊波利托，伊里戈延成为激进党的领导人。伊里戈延把自己当作国家的唯一救世主，只有他和他的政党才能将阿根廷从国家自治党带来的暴力、违宪、腐败体制中解脱出来。在伊里戈延领导下，激进党改变了斗争策略。 伊里戈延认为，既然国家自治党能够随心所欲地通过舞弊方式赢得选举，对于激进党而言，参加这样的选举毫无意义。此后，激进党不再致力于通过选举获取少数暂时的代表权，而是抵制选举。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在城市中产阶级、大学生、妇女、工人、少数民族和少数下级军官中造成了不满，激进党利用这些不满，在1905年又举行了一次暴动。这次暴动争取到的支持者比1893年还少，因而很快失败了。 暴动失败后的一段时期内，激进党被宣布为非法。1906年，激进党获得大赦，并坚持他们不妥协的立场。1900年后，激进党的影响逐渐增强，这一方面是由于伊里戈延的个人魅力和组织天才，但更重要的是由移民的子女组成的城乡中产阶级的稳步增长。 出口部门的主导地位，使得中产阶级越来越集中于政府机构和专业部门。与此同时，寡头集团内部的一个派别，以卡洛斯·佩列格里亚总统为首，开始倡导选举改革。这些贵族改革家认为，当时的局势造成了国家的紧张和不稳定状态，他们担心激进党早晚会取得成功。
在他们看来，最好的策略是向激进党的要求做出让步，开放政治体系，为执政党一此时一般被称为保守派，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掌握政权的合法性。而且，这些保守派改革家还意识到新的来自左派的威胁，特别是由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组织的劳工运动，他们希望与中产阶级结成同盟，以对付革命的工人阶级。 1911年，在罗克·萨恩斯·培尼亚总统任内，改革法案在议会获得通过，因而被称为萨恩斯·培尼亚法案。法案确立了一套新的选举程序，规定所有18岁以上的男子都有投票权，并实行强制投票制。实行秘密投票，由此限制政党和政治家操纵选举的能力。法案还改变了政治代表机制。
结语不同的政党将继续竞争议会席位，但是在此后的选举中，将保证一定比例的席位保留给少数党。改革者相信，1911年的选举改革将不会对执政党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因为当时占全部人口大约1/3的外国人没有投票权，妇女也没有投票权。1912年，新的选举法生效。很快，激进党领导人将注意力转向了新一轮选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