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问题必须在多边、全球经济的架构或者是全球多边的治理之下，才能更好应对，而不是靠单边的协作。在过去40年中是全球化1.0，现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性质变化，带来人们对于全球化2.0版本的探讨，世界需要全新的全球化
文｜《财经》特派记者 金焱 发自华盛顿 编辑｜苏琦 北京时间4月7日，2021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商业论坛开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钱颖一就如何看待“疫情下半场”全球化的发展和变化展开了对话。
作为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表现和社会进展衡量专家团联合主席、前世界银行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学家和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斯蒂格利茨被时代周刊命名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近期推出的一系列财政刺激政策来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包括1.9万亿美金的刺激政策和近零利率，是从底部和中部向上来拯救美国经济，它不仅仅是外部支持。它可以帮助美国有效减少儿童贫困。 对于刺激规模过大，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的担忧，斯蒂格利茨认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球大部分商品有非常充足的供应，供大于求。美国不需要过多依赖自己制造和生产，可以依靠其他国家来逐渐恢复；其他国家现在经济恢复还不是特别好，因为受制于全球经济的疲软，因此出口可能会比较疲弱；即使有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国有很大的利率提高空间。零利率政策在过去十年损害到了资本市场，对行为经济学会产生影响。提高利率可以帮助恢复资本市场；另外美国税收体系的结构本身不是非常合理，在利率较低的情况下，美国可以用税收体系的调整来进行对冲。 除了商品供应非常充足、价格压力不大和美国的政策工具之外，曾任教美国各大著名学府多年的钱颖一问，如何看待乘数效应的影响。 斯蒂格利茨认为，大箫条后的经济恢复阶段的确有乘数效应，在拜登政府推出的刺激政策之下，这样的乘数效应会更加明显。底层群体拿到救济的钱很快会花光，比如他们拿到工资这一天立刻全部花掉，所以这样的乘数效应非常大。而在收入较高的群体中，乘数效应却非常弱。美国的储蓄率现在达到了史上最高，过去美国储蓄接近零，现在增加了25%，尤其是二季度。现在稍微降低了一点，降到了10%的储蓄率，但仍然远高于以往的水准。所以现在的乘数效应和历史上的乘数效应不一样。另外，现在的科技比以往能更好地监测经济的发展。过去我们要拿到每个季度的经济数据才能做决策，现在由于互联网的实时数据，可以实时评估经济的发展状况。 从里根政府开始，美国就有类似的刺激政策，长期以来它都是政府选用的应对方法，可以用它来改变一些经济上存在的问题。美国需要支出，现在有了新的基础设施、研发、工厂的投资等，这使得刺激政策或政府支出有一定的选择灵活度。 拜登近日宣布了总额约2.2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揽子计划。对于这个影响未来十年的计划的有效性， 斯蒂格利茨指出，这一计划并不仅限于基础设施，是一个大型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它包含了研发——人们有时不会把研发和投资联系在一起，但研究人士认为研发就是未来的投资，是对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投资，甚至比资本带来的发展更为重要。拜登的一揽子计划维度非常广泛，对研发的投资很大，包括互联网、可再生能源的投资等等。 考虑到占GDP的百分比，现在和艾森豪威尔50年代美国投资的百分比要低很多。作为一个创新的经济体，美国需要在研发领域多投资，不管从哪个视角来看，美国的投资还不够。 当然这是政治，必须要通过国会的批准，60%-70%的美国人可能希望在基础设施领域、教育领域有更多的投资和投入，虽然国会并不能充分代表美国国家和大众的情绪，但这是美国的政治现实。 2.3万亿的数字看起来很大，但要通过八年的时间花出去，每年四千亿实际非常小。还要考虑到基础设施的效率的问题，比如教育体系的欠缺，结论就是应当多投入。 拜登政府对于其计划资金来源的建议是，通过增加税收尤其企业所得税来提供资金。增加税收是个很难的话题，尤其在美国经济非常极化的前提下。作为税收领域的专家、公共领域的经济问题专家，斯蒂格利茨认为，认为“企业所得税增加的话，会放缓增速，结果就是美国经济更糟”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斯蒂格利茨解释说，自己研究这个领域近50年，写了一份比较重要的论文在1973年发表，论证了增加企业所得税并不会来降低投资。从理论上来说，在税收体系中，企业可以把所有的投资作为成本来做减法，税收是对纯利润的税收，利润只是企业收入的一部分，需要把成本从这部分减掉，所以算下来差不多。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一点。比如2017年美国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21%，企业投资并没有上升。企业通过减税获得的资金并没有让他们进行更多的投资，相反，减下来的税额是进入到了原本非常富裕的股东的口袋。 改变了税收政策对企业的投资是没有影响的。 如果看一下拜登政府提出的计划细节，有一些结构性的倡议是鼓励投资的。在全球化下的背景下更大的话题是投资究竟去向何方？从设计的角度，当然希望鼓励更多的国际性投资，但是2017年以来，恰恰相反的事实是对美国投资并未增加。 美国财长耶伦曾是斯蒂格利茨在耶鲁教书时的学生，她想要全球各国与美国一同结成税率同盟，共同为企业税税率设定下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让所有企业没有其他地方能得以避税。 从实操性来讲，斯蒂格利茨强调，在过去设计的国际税收体系中，存在一些漏洞，它们是伤害全球化或者是全球化非常阴暗的方面，现在可能通过这个办法阻止。美国推进这样的计划，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在极力倡导这样的计划。美国国会也如此，如果美国带头，相信其他国家也会跟进。 28%的企业所得税介于35%和21%之间的水平，钱颖一提到它会涉及到企业效率的问题。收入不平等在美国经济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公平和效率是硬币的两面。怎样来解决才能解决结构性的不平等？ 斯蒂格利茨说，在课堂上介绍经济学的时候，最开始都会假设一个完美的市场环境，从商品流动到其他方面，都按照最理想的角度，没有市场垄断，没有政府支持等等，不会强调讨价还价的能力。但大现实生活中，这并不是劳动力市场的真实情况，有对少数族裔和女性的歧视，天很多人没有办法争取到符合自己能力的地位。这就带来了另外一个结构性话题的讨论，就是教育。年轻的美国人的前途会取决于父母的教育程度及父母的收入，这也就意味着有些年轻人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还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如流动性，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特别是2016年的美国大选，人们都看到了不同地方人们生活水平的巨大的差距；还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市场的力量、公司的力量、CEO的权利太大，普通员工讨价还价的权利太小，这些都是美国社会非常关键的一些结构性因素，需要去改善和解决，才能帮助美国总体提升。 在钱颖一看来这些问题没办法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一并解决，需要其他政策的辅助，包括收入政策、公共社会政策以及监管政策的共同努力。 斯蒂格利茨同意这一看法，他说，美国边缘化的群体在宏观经济紧缩的时候，他们才能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所以宏观和微观要紧密结合，两边共同探讨，才能够去解决美国的不平等现象。 从刺激措施到基础设施计划、税收改革和不平等的问题等等，他们背后其实是政府在经济方面角色的变化。钱颖一的问题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基本的趋势是要去减少政府的角色，增加市场的角色，比如减少监管，降低税收等等，现在是不是摆钟又回到了原来的方向，政府又增加了它的干预和角色呢？ 斯蒂格利茨说。确实如此，有两个非常显然的原因，历史证明政府的政策效率不高，一些政策导致了更多的不平等现象的产生，只有1%、10%的人获得了更好的生活，而中间的群体没有任何的发展和进步，所以我们要去理解为什么政府的决策非常重要，为什么只有市场是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行。 因为现在是创新型经济，创新需要一些研究，特别是一些对公共群体有利的基础研究，这可以从数学、物理学等比较抽象的方面去看，也可以从互联网这样比较具体的角度来看，比如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带来可再生能源，进入到创新经济的时候，公共支出特别是在研发上面的支出就越来越重要了，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都是越来越重要的。 同时，产生不平等的原因越来越多，因此需要政府去出面进行管控，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减少不平等现象。过去20年，更为平等的经济体一般表现的都更好。2008年的经济金融危机以及气候危机都凸显了一个问题，只依靠市场不能够正常运行。只靠市场的话污染会非常严重，甚至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气候变化，因此需要政府出面做污染管控。所以不论正反两面，我们要通过政府的帮助，进行管控。 钱颖一提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从市场的自由化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好处。1992年斯蒂格利茨去到珠三角时说，这不是增长，是超级增长。在中国的案例之下，市场自由化是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斯蒂格利茨补充说，要找到市场和政府间的平衡，中国在1975年之前政府角色太多，在里根政府，美国的政策是政府的角色又太小了，所以要找到中间的一个平衡点，它取决于国家的具体情况，发展的阶段、历史，没有统一的答案，还要看它具体包含的内容是什么。私有经济体成为中国经济体的主要驱动力，部分观点是对的，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进步，包括教育、医疗以及在环保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因为之前的环境非常不好。这些方面政府都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和角色，中国政府讲到创新、教育的重要性，这是非常关键的。 政府在教育和创新的领域要找到更大的发挥空间，找到这个平衡点非常关键的。在私有领域方面，比如小企业在中国是非常关键的，大的国企、大公司不是真正的增长的来源，经济有各个方面，各个不同的领域，尤其是中国像美国一样，要慢慢转入到服务经济。因此这样一个平衡是要反复进行考虑、考量的。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中国现在最需要提升的一点是，他担忧中国信贷方面依赖的太多，一说要加速经济的发展，信贷就有一个快速、大幅的提升，然后按下刹闸，经济又减速了，经济一减速你又加速信贷，如此往复，很多年来都以这样的模式发展。“加速一刹车一加速一刹车”可能不是最好的驾驶方式，更好的方式是以可持续的、稳定的缓速发展，中国可能需要利用其他的方式和工具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让经济本身变得更加绿色、更加环保，当然中国消除不平等的速度要比美国快很多。健康的经济体需要健康的民众，所以在医疗体系，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医疗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全民医疗也是可以去发展的，当然中国目前的经济是可以支撑更加全面的医疗政策的。比如，像毛里求斯人均收入非常低，但他们的人民都有很好的医疗服务可以使用。 有些人很担忧信贷和债务，中国的资本管控是否可以帮助起到将财务稳定性提升的作用？ 斯蒂格利茨认为，多年来一直在探讨中国是不是要去除这些资本的管控，特别是有些人希望人民币能够用作国际交易货币。但在他看来，资本的管控确实有作用，因为中国现在还属于发展阶段，资本控制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一控制，可能会有非常多的风险和不稳定性。 谈到中美关系，钱颖一说，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是贸易伙伴，是紧密联系的。而中美关系总体来看有合作，有竞争，还有对抗。 在合作的方面，斯蒂格利茨说，全球的气候变化、健康、医疗卫生，可以称之为在事关地球的命运方面，中美必须要合作。全球经济的架构非常广泛，中美两国都是大国，在定义全球经济架构上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希望这个全球经济架构是稳定的，希望它能够推动全球贫穷国家的增长和发展，推动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中美共同影响世界的安全。还有两个方面中美合作非常重要，一个是已经在发生的，另外一个还需要做更多工作。 一个是讨论过的美国1.9万亿的刺激政策，贫穷的国家是没有这样的资源的，他们能给到的经济刺激非常少，人均刺激就更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有工具，马上要新增6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SDR)，如果一些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如果他们不需要，可以将他们的SDR给到真正需要的国家，这是中美可能合作的方面。 另外贫穷的国家需要一些财政支持才能恢复经济，但这些国家深陷债务危机，非常需要债务重组，而且需要全面的重组，包括像政府的借贷、私有领域的借贷，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的债主国，中国在这个领域可以有更多的参与，进行合作。 钱颖一指出，这些问题必须在多边、全球经济的架构或者是全球多边的治理之下，才能完成，而不是靠单边的协作。在过去40年中是全球化1.0，现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的性质变化也带来了人们对于全球化2.0版本的探讨，现在需要全新的全球化。 斯蒂格利茨承认中美间有一些不利于合作的因素，但他强调中美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的时候，像个成年人一样，探讨价值观，畅谈观点，也要接受不同意见。 在美国的内部其实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美国本土歧视的问题，有一些问题是历史上的，包括对些少数族裔如非裔美国人的歧视。美国内部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充满了斗争。 很多的国际性的议题，如气候变化，包括各个国家有自己的问题等等，钱颖一指出需要一些机制让大家团结起来。斯蒂格利茨认为，首先这个机制和系统一定是非常多元并且合作的，在大国间，中国、美国、欧洲之间是如此，在地球北部、地球南部也是如此，联合国成立让很多小国有自己声音的渠道，也给到一些大国包括五大国非常大的话语权，所以各国在很多不同的领域都很有建树， 联合国是非常巨大的成功。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有很大的进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