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中苏关系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主线。 谈这段中国的历史，必然绕不开苏联，因为中国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历史跟苏联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曾说：“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苏联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苏联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苏联还是给予新中国最多、最无私援助的国家。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即与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在朝鲜战场上与中国、朝鲜并肩战斗。归还因历史原因由苏联管制的中长铁路、旅顺及大连港。 中苏是最亲密的兄弟关系，苏联是老大哥。 中苏是最亲密的师生关系，苏联是老师。 那时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苏联向新中国派出大量技术人员和顾问，中国向苏联派出一批又一批留学人员。 1953年2月7日，毛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 “我们现在学习苏联，广泛地学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请他们的顾问来，派我们的留学生去，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 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毛主席的这段话是那个时期中苏关系的真实的写照，中国向苏联学习，几乎包括一切方面，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文化的，医疗的，技术的，军事的，法律的，无所不学，形同手足。 苏联对中国的帮助是巨大的，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1955年2月，在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的日子里，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向苏联发出的贺电中对于这些帮助进行了诚挚的感谢，贺电说： “苏联政府先后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共达一百五十六项的巨大工业企业，派遣大批优秀专家帮助中国建设，几次给予中国优惠贷款，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和苏联机关于一九四五年在中国东北境内由日本所有者于中所获得的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将中苏合在企业的苏联股份出售给中国，并决定把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和该地区的设备交由中国完全支配，最近，又建议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这种友好的合作和真诚的援助，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并向全世界显示了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伟大生命力。” 然而这样的关系并没有持续下去，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内部开始发生松动，对斯大林的评价发生了微妙变化。直至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公开反斯大林，中国开始重新审视学习苏联经验的做法。毛主席对苏联二十大持保留意见，他认为赫鲁晓夫一方面揭开了盖子，一方面捅了娄子。所谓揭开了盖子，就是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1956年3月23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指出： “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他特别强调说：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对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他指出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他以学习苏联为例说： “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1957年12月18日，毛主席主持华东五省一市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听取发言时，他插话说： “要互相依靠，不要互相依赖。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互相依靠，依靠苏联，但不要依赖。”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从规章制度、原则与独创、精神、历史经验等方面讲了辩证学习苏联经验方面的问题，规章制度问题，他说： “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讲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没有其他办法。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 毛主席由此指出学习要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在经济工作中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 只好搬。”“统计几乎全部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搬得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搬，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喝鸡汤，因为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喝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了。不管人家的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都奉行，总是苏联第一。” 因为硬搬，还造成了另一个结果，就是精神上的压力。他说： “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这就是盲目屈服于苏联的压力。” “论十大关系”是一个重要转折，标志着中国开始从生搬硬套苏联经验，探索一条自己的道路了。正如毛主席所说：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 论十大关系》 ，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 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毛主席在后来的一条批语中曾说： “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此时的中苏关系，仍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在原则上并无大的变化，中国主要是在建设路线方面试图摆脱对苏联的依赖，“十个指头中， 九个指头相 同， 一个指头不同。”真正让中苏快速加大裂隙的是“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风波。 1958年6、7月间，苏联提出要共同出资在中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和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对于长波电台，毛主席是同意办理的，但要求“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对于共同舰队，当毛主席从苏联大使尤金的口中听说后感到非常诧异，他说： “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我们先讨论，同意就去人，不同意，又不帮助，我们就不搞。” 毛主席听到“共同舰队”这件事是7月21日，第二天又约尤金谈话，表达了中国的气愤和不满，历数苏联搞“父子党”、“猫鼠党”的种种行为，说起“共同舰队”，气不打一处来，他说： “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你们控制过旅顺、大连， 后来走了。为什么控制？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来你们自动走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 。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提议取消了，我们感谢他。取消四个合营公司、 撤销旅顺基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儿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为什么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你们可以训练中国人，同帝国主义斗争，你们作顾问。否则，旅顺，不仅旅顺，可以租给你们九十九年。搞“合作社”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们(指在座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没有气， 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最后，毛主席坚定地表示： “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 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飞抵北京，对“合作社”问题做了解释，他说：“我们从来也没有提过这个问题，并且永远不会提这样的问题。”毛主席说：“永远不提了，那好，记下来。”赫鲁晓夫说：“对，记下来。过去没有过，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毛主席为什么会对“合作社”这个问题反应如此激烈？拿今天的眼光来看是难以理解的，苏联对中国帮助如此之大，中苏关系如此友好，搞个“合作社”岂不是亲上加亲的好事嘛，引进外资，求之不得，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反而不高兴，还气得一宿没睡？即便是当时在座的其他领导人，也都压根没生气啊！ 这就不能不说到中国的近代史。 鸦片战争之后，一个叫“列强”的怪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便从一个封建帝国一步一步地走进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深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无穷的屈辱。“列强”成为中国人民第一个和最凶残的敌人，“打倒列强”成了中国人民的一项首要的任务。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记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 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在由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的布告中写道： “洋货越多，国货受困，帝国主义，哪个不恨。” “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 “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 1939年12月，毛主席与他人合作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课本，列举了列强侵略中国和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十大情形，如何强占和租借中国领土，如何订立不平等条约，如何索取巨额赔款和攫取大量利益，如何控制中国政治和经济，如何垄断中国财政和金融，如何进行文化侵略和精神奴役，如何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在中国人民的种种压迫中，“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是中国革命主要对象和敌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 “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 1948年12月30日，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写道：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 1949年9月21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自豪地宣称： “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这段历史，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痛苦记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压迫的奋斗历程，怎能不深深地刻在毛主席的脑海里。因此，当苏联人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共同舰队时，他自然会想起民族压迫的历史，他做出激烈的反应也就是自然的了。 1959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形势问题，谈到中苏关系时，他说： “苏联这个社会，出了一层高薪分子，赫鲁晓夫反映的是这些人的思想。苏联对我们现在相当讨厌呢！他要搞共同舰队，我们不干;他要建立一个长波无线电台，要占百分之七十的投资，我们也不干。这个长波无线电台，摆在我们国家，侦察太平洋。我说，好，但是由我们建设，共同使用。他一定要他们建设，而且我们的投资只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他们占七成，三七开。这比日本跟汪精卫‘合办实业’百分之四十九比百分之五十一还厉害。我们不干，他也没有办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