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是讲过自己不是帅才，邓大姐也这样说，我们听了不舒服；主席和小平再这样讲，我们曾感到委屈。现在回想起来，是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影响我们的结果。谁位高，谁就位尊德高；谁官大，谁就本事大、贡献大。中国过去就是这种观念，这个毛病。改变不容易。 雷锋只是一个班长，说起他全国没人不知道，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他的军长、师长是谁？话又说回来，许多人还是想当军长不想当班长，所以说改变不容易。
总理讲他做不到举重若轻，但同样的，主席和小平也做不到举轻若重。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目的才能实现。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没多久，1950年1月，忽然传来消息，说谈判不大顺利，叫周恩来总理立刻启程去莫斯科。 那次，我作为随员跟总理一起出发，路经满洲里时，遇到了率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萧华同志。 萧华向总理汇报联欢节情况，总理望着他身后问：“怎么没见到维世啊？” 孙维世是总理的干女儿，本是同萧华一道去参加联欢节。总理没见到干女儿，自然要关心。 “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她被师哲扣下了。”萧华解释，“师哲说她俄语好，叫她留下参加翻译组的工作。” 总理关心中苏谈判：“主席跟斯大林谈得怎么样？” 萧华摇摇头：“好像不大顺利，师哲只跟我简单讲了几句。” 总理想了想，问：“主席现在做什么？” 萧华说：“斯大林说要等你来了再谈，先安排主席参观和看节目，听说到列宁格勒参观去了。” 总理沉思着点点头，没有再问。当时在场的有伍修权、赖亚力和我，我是刚由副官改为行政秘书。 赶到莫斯科时，我从师哲那里听到的情况，与萧华讲的差不多。 总理一到就开始了紧张的谈判，主席就退到“二线”，只管大的方向和原则。除了决策，具体怎么谈的他不管。 我印象最深的是，主席在莫斯科没什么事，每天就是看书，看得废寝忘食。 记得有次吃午饭，主席的目光总是朝我脸上瞟，看得我有些不自在了，不知自己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引得毛主席这样注意。我下意识地拿手去脸上、嘴巴周围擦，怕是沾上了食物，同时尽量注意吃饭的动作文明些。 当我的目光再次和主席相遇时，他忽然笑了，指指我说：“我看你长得像拿破仑。” 我不好意思了，尴尬地跟着笑，不知道拿破仑长什么样？哪一处跟我相像？ 毛泽东并不知道我的姓名和职务，但知道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转向周恩来说：“这些天我一直在看历史影片。看完了彼得大帝和拿破仑。” 说到这里，毛泽东拿起酒杯，朝我一举：“来，跟拿破仑干杯！” 欢笑声中，我脸红红地跟毛泽东碰了杯。 毛泽东朝想象中的“拿破仑”点一下头，喝了半杯。我这个“拿破仑”一饮而尽。从此，相当一段时间里，有人开玩笑叫我“拿破仑第二”。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地方长得像拿破仑。 在毛泽东观看研究彼得大帝、拿破仑期间，周恩来谈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当然，这些谈判的大政方略及原则，都是毛泽东确定决策的。他当时有句著名的确定谈判目标的话，就是“想要点好看的，再要点好吃的”。“好看的”是“同盟条约”，“好吃的”是“贷款协定”。 这次中苏谈判的情况，很能反映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及各自无法取代的作用。 早在西柏坡时，联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与周恩来交谈后，对师哲等人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说：“你们将来一建国，现成就有个总理，周恩来。” 30年后，国际上许多政治家评论：“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是被置于毛泽东的头脑里，同时也被置于周恩来的手掌中。” 是斯大林高明还是国际政治家们评论得深刻？我认为周恩来比他们都高明都深刻。 我是1940年5月4日来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一星期后即随他由延安奔赴重庆，以后历任副官、秘书、卫士长。 周恩来无疑是一位鞠躬尽瘁的实干家，但他首先给我的印象是伟大的思想家。 从设计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蓝图到国际关系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和霸权主义”，这些天才思想已经早为国际国内所共知。 我要讲的新内容是周恩来的三次预见预言，其中无疑闪烁着伟大思想家才能独具的智慧的光辉。 第一次预见预言就发生在我刚到周恩来身边，随他奔赴重庆的路上。因为刚到首长身边，一切都新鲜激动，所以记忆非常深。 像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伟大的人物，与生俱来的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就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毛泽东气吞山河地高歌：“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当毛泽东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那位一代天骄统统踩于脚下时，周恩来又在想什么？干什么？ 他也不迷茫。他已经勇敢、自信、明智地选定了自己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上的位置，并且当仁不让地在这个位置上坚持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天，我们100多名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跟随周恩来，分别爬上3辆卡车，开始了艰苦的旅程。 经宝鸡、凤县，卡车在崎岖的土石路上颠簸，午后驶入一道大山沟子。 沿途景致在悄悄发生变化。陕北高原受雨水侵蚀，形成塬、峁、梁、沟如大海一样波状起伏的地貌。 而这里，山间原有的自然风貌仍然存在；仰面眺望，干柯争翠，万木葱茏。5月的阳光下，在寂静的热气中花草的芬芳悄悄蒸腾，那些挡住视野的陡壁岩石不时地闪出青色白色的反光。 拐过一道弯，卡车哼了一声，我听到有人嚷嚷：“苗台子镇！” 前方轻烟缥缈，笼罩了一片建筑物。卡车停在了镇西。 “都下来吧。”车门开了，传来召唤：“去看古迹！” 我们100多人纷纷跳下车，心里不免纳闷：这一路多少古迹啊，从没说过看看。特别是在西安，住的时间长，名胜古迹又多，还不时有各方人士邀请，周副主席却一处未看。如今特意钻进这大山沟子来看什么古迹？不理解！ 周恩来已经下车。他一露面，我们这些警卫就本能地摸住腰间的德国20响快慢机，环绕着警卫在四周。 我近在咫尺地看着他眺望着下车，眺望着立住脚，就那么保持眺望的姿态站了很久；双手环抱胸前，肩膀随着深呼吸起伏，一副久违了的神情，像游子终于回到故乡，带着静谧无言的激颤要寻回遥远的记忆…… “周副主席来过？”当时的副官老钟小声问。 周恩来摇摇头，没作声。在他最突出的特征——两道浓浓的黑眉毛下，波光闪烁的两眼显得含情脉脉，神思悠悠。 我是第一次见他这么动感情，印象太深了。此前他从来不曾这样，他属于那种善于驾驭感情的人。记得路经洛川时，国民党一名军长来拜见他。这位军长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教过的学生，见面那一刻，军长叫了声“老师！”整个脸孔、嘴唇和敬礼的手就都激颤起来，感情无法抑制地奔过来用双手抢握周恩来伸出的手。周恩来不那么感情外露，热情而不失常，亲切而不变态，关心而不形于色；那种从容似春，大度似海的风度直令我心灵震颤，立刻被迷住了。那时我还不明白这是人类文明的力量，我只感到他与我过去见过的所有人都有某些不同，虽然说不出不同在哪里，那一瞥目光，一个微笑，一次握手，一声问候，甚至举手投足都有着既生疏又一见如故的亲切感人的魅力。 然而现在，面对一片自然山野，他却意满神动，柔情大发，用一种温和雅静的声音喃喃着：“留侯把荣誉利禄都抛在脑后，晚年就隐居在这里……” 我顺他的目光望去，高处一片青绿中点缀着八九座红色的庙宇式的建筑。正感觉茫然，周恩来已经挥起右手。他的右臂断过不久，有人说是跟江青赛马摔断的，有人说是跑马时，路边窜出条大黄狗惊了马摔断的，3个月前刚从苏联治疗回来，胳膊仍然伸不直，习惯地弯在身前；挥动时，半侧身体和肩膀随着一动，好像全身用力，反而使他的动作平添了一种分量和魅力。 “走，看张良庙去！”周恩来率先朝山上走去。后来得知那儿叫紫柏山。他一向走得快，我们跟着常感吃力。 张良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说过，却又不甚明白。你不要笑，我是放牛娃出身，不像现在的孩子都有学上。 我的家乡在四川。我祖祖辈辈的双脚都是深深插于泥土中。在我12岁时，双臂已经像大人一样挥动起锄头。可是，军阀混战，更有帝国主义的炮舰和经济压力，沿着那滚滚长江溯流深入到四川，于是，每年都有5万两以上的白银顺江流出四川流出中国。没有什么语言能够描绘出那社会的霉烂与五颜六色的罪恶和苦难，中国的命运像游丝一样缥缈。于是，12岁的我便扔下锄头抓起长矛大刀，参加了红军。那是1933年，参加红军后我才开始学文化。 怎么学文化？比如这次参观张良庙，我这里刚犯嘀咕，前边已经有人问出声： “周副主席，张良庙是谁呀？” “张良是古代一位英雄，帮助刘邦打天下，统一全中国，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汉王朝。”周恩来一边登山，一边用通俗的语言作解释：“后人为他修的庙就叫张良庙。” 我明白一些，却另生纳闷：张良只是帮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周恩来怀古，为什么不看汉高祖也不看更早的秦始皇，偏偏要看张良呢？ 登上授书楼时，我终于忍不住问：“周副主席，为啥要给张良修庙呢？” 周恩来望我一眼，还没说什么，另一名警卫已经跟着嘟囔：“我们那边关帝庙很多，关公是英雄。张良——？” 周恩来忽然笑了，双手抱臂，把脸仰上天去笑出声：“哈哈，知道汉寿亭侯，不知道留侯。”他重新望着我们，双腿微微岔开，站住不动，冲我们轻轻点点头：“关公是英雄，张良也是英雄。张良其实比关公贡献大。那走廊过厅里的40多块碑都是对他的评价。” 接着，周恩来便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了张良的许多故事。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到下邳起兵反秦；从鸿门宴救刘邦，到“四面楚歌”，使西楚霸王项羽的军队土崩瓦解，落得个“霸王别姬”。最后，周恩来放低声音说：“汉王刘邦得天下，主要依靠三个人：韩信、萧何和张良。” 我感到不满足：“张良打过什么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