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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邮差》背后的聂鲁达情诗集——《船长的诗》

2019-3-16 23:22| 发布者: | 查看: 344| 评论: 0

摘要: 电影《邮差》背后的聂鲁达情诗集——《船长的诗》  陈黎、张芬龄 来源:《诗歌十八讲:陈黎、张芬龄诗歌笔记》【编者按】  陈黎,著名诗人、翻译家。张芬龄,与陈黎合译书十余种。《诗歌十八讲》是陈黎、张芬龄 ...
电影《邮差》背后的聂鲁达情诗集——《船长的诗》

  陈黎、张芬龄 来源:《诗歌十八讲:陈黎、张芬龄诗歌笔记》【编者按】

  陈黎,著名诗人、翻译家。张芬龄,与陈黎合译书十余种。《诗歌十八讲》是陈黎、张芬龄四十年译诗、评诗的积淀,既有佳篇赏析,亦有会心导读,是一场“理解诗歌”的盛宴。本文摘编自书中的《肌肤,吻,梦的共和国——阅读聂鲁达三部情诗集》,聂鲁达分别在二十岁、四十八岁、五十五岁时出版了三部情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船长的诗》《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本文是解析其第二部情诗集《船长的诗》。由澎湃新闻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邮差》电影海报

  1995年上演的电影《邮差》,使拉丁美洲家喻户晓的诗人聂鲁达,变得举世闻名。《邮差》讲述流亡国外的聂鲁达和意大利某小岛上一名邮差之间的动人情谊。这位名叫马里奥的年轻人,每天都要收发很多聂鲁达的信件,也因此有机会结识诗人,进而走入诗的世界;聂鲁达的诗作以及政治理念,像一根根透明的丝线,穿行于马里奥的生活和思想,从此他的人生有了重大的改变。这部影片不但获得了包括“最佳外语片”在内的多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也唤起了世人对聂鲁达的怀念和兴趣,更掀起了重读聂鲁达的热潮。唱片公司出版的电影原声带里,还特别加进十四首聂鲁达的诗作,请到了斯汀、麦丹娜、朱丽亚·罗伯茨、安迪·加西亚等著名影星歌星来朗诵。这十四首诗中,多半是情诗,通过它们,我们重温了聂鲁达情诗中知性与感性的交融、爱之喜悦与现实阴影的角逐,以及美丽与哀愁的对话。

  《邮差》的背景应在1952年,陪着四十八岁流亡中的聂鲁达、悠游地中海岛上的那位女士,是后来成为他第三任妻子的玛蒂尔德·乌鲁蒂雅(Matilde Urrutia, 1912—1985年)。当时聂鲁达和第二任妻子卡里尔(Delia de Carril,1885—1989年)仍维持婚姻关系,只能和玛蒂尔德这位秘密情人偷偷幽会,饱受相思之苦。据说他几乎每天都写情诗给玛蒂尔德,这些诗作于1952年结集成册,于意大利那不勒斯匿名出版(只印了五十册),名为《船长的诗》。1953年,阿根廷的出版社将之重新出版,多次再版,成为畅销诗集。这本诗集以简单、直接、强有力的笔法,呈现他给玛蒂尔德的怨言和蜜语。电影原声带里麦当娜念的那首《如果你将我遗忘》,即出于这本情诗集。

  聂鲁达一生总共结婚三次。第一次是1930年,担任驻巴达维亚领事时,对象是荷兰裔爪哇女子哈格纳尔(Maria Antonieta Hagenaar,1900—1965年)。二十六岁的聂鲁达写了一封家书告知他父亲:“我觉得她样样完美,我们事事快乐……从今起,你不必担心你的儿子在遥远他乡会觉得孤单,因为我已找到一位将与我白头偕老的伴侣……”这段婚姻只维持到1936年。

  1934年,聂鲁达奉命驻西班牙,在马德里结识大他二十岁的卡里尔,彼此一见钟情。卡里尔的父亲是阿根廷富有的农场主,她曾嫁给一位纨绔子弟,过了一段荒唐糜烂的生活,遇见聂鲁达时已广识毕加索、阿拉贡等人。卡里尔政治嗅觉敏锐、机灵迷人、好客也好斗,很快成为聂鲁达的导师、母亲兼恋人。她主动搬进他的家,鸠占鹊巢,逼退原配。两人至1943年始于墨西哥举行了一场不为智利法律所承认的婚礼。

  聂鲁达与玛蒂尔德相识于1946年智利总统大选期间森林公园户外音乐会。聂鲁达几乎忘了这次邂逅,玛蒂尔德却对之难以忘怀。1949年2月聂鲁达开始流亡,经阿根廷至巴黎、莫斯科、波兰、匈牙利。8月至墨西哥,染静脉炎,养病墨西哥期间再遇玛蒂尔德。她原在圣地亚哥音乐院,后离开前往好几个拉丁美洲国家做巡回演唱,曾在秘鲁拍过一部电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墨西哥当电台歌手,最后定居在墨西哥,办了一所音乐学校。辗转重逢的诗人与歌手如是开始了秘密的恋情。为了与诗人在一起,玛蒂尔德必须躲在暗处,随聂鲁达、卡里尔夫妇作平行旅行。1952年的意大利之旅,让两人恣意度过了一段愉快时光。在卡普里岛,聂鲁达写作了《船长的诗》,如前所述,匿名出版于那不勒斯。这是对玛蒂尔德爱情的告白,但出于对结发多年的卡里尔的情感考虑,迟至1963年他才承认是此书作者。

  在以聂鲁达之名重出的此诗集序言里,他写道:“有许多人讨论此书匿名出版的问题。我也进行过自我辩证,考虑是否应将之移出私密的源头:揭露来源形同让私密的恋情曝光。在我看来,这样的举动对狂烈的爱情与愤怒,对创作时忧伤却炽热的氛围,似乎有欠忠诚。我认为,就某些角度而言,所有的书都应该匿名出版。究竟该将我的名字抽离我的著作,还是让之回归到最神秘的著作,我在其间犹疑,最后,我屈服了,虽然不太乐意。为什么长久以来我对此事秘而不宣?毫无理由却也理由充分,为了这,为了那,为了不合宜的欢乐,为了异国的磨难。当巴勃罗·聂鲁达这位有见识的朋友于1952年于那不勒斯首次印行此书时,我们以为他极细心筹划的这几册书会在南方的沙地消失无踪。结果不是那样。现在众人要我揭开秘密,让它成为永恒之爱的存在标记。我如是呈现此书,不做任何进一步的解释,它仿佛是我的作品,也仿佛不是:它应该能够自行穿越这世界并且独自生长,这样就够了。既然我承认了它,我希望它愤怒的血液也会承认我。”

  《船长的诗》共有四十二首诗(包括收于前四辑“爱”、“欲”、“怒”、“生”里的三十九首较短的诗,以及压卷的三首较长的诗),虽是聂鲁达写给玛蒂尔德的情诗集,但其营造出的情感氛围和其述说的语气颇为繁复多样:时喜时怒,时刚时柔,时而甜蜜时而怨怼,时而恳切时而焦躁。在诗集《地上的居住》第三部“西班牙在我心中”和诗集《一般之歌》中,义愤填膺、以众生与“大我”为己任的聂鲁达,写出充满社会、政治关怀的“大爱”之诗,也写出诅咒佛朗哥独裁政权与恶势力的“大恨”之诗;在《船长的诗》中,我们读到以温柔深情和华美想象歌颂女性与性爱的“小爱”情诗(《大地在你里面》《王后》《陶工》《昆虫》《失窃的树枝》等都是佳例),也读到因嫉妒、误解或怀疑所引发之带有怒意、怨恨和憎恶的“小恨”情诗。譬如,在《偏离》一诗中,他以冷酷、恫吓的语气道出背离他的爱人可能沦落的凄凉下场:脚会被砍断,手会烂掉,虽生犹死;在《永远》一诗中,他语带挑衅地宣称:不管爱人曾经有过多少情爱经验,他都不嫉妒,他会将她过去的历史溺毙河里,抛诸大海,往后她只能永远专属于他,他们将“在大地上/开始生活”(像亚当和夏娃一样),建立全新的爱情生活。青春期因失恋而黯然神伤的少年聂鲁达,此刻是占有欲高涨、霸气十足的中年男子。

  青春期的聂鲁达喜欢用大自然的意象歌赞蕴含无穷魅力、展现多样风情的女性,一如我们在《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中所读到的。写作《船长的诗》时聂鲁达依然以纯熟的技巧让女性与自然交融出动人的风情,但是此时他感受到的不再只是恋人的体肤,而是掺杂了“辽阔的祖国”的形象色泽,添进了“泥味”的爱情的滋味。他放大了情诗的格局,将视野自两个人的身体版图和爱情小宇宙,扩大成为纳入了“土地与人民”之疆域的大宇宙(《小美洲》)。在许多首诗里,他让爱情(个人的情欲经验)和革命(集体的国族意识)这两个主题产生微妙的链接。

  《船长的诗》里有不少诗明显是《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某些诗作的前奏或序奏,我们也可以将《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里的许多诗作视为《船长的诗》诗集中某些主题的变奏或发展、再现。

  

《诗歌十八讲:陈黎、张芬龄诗歌笔记》,陈黎、张芬龄著,东方出版社2019年1月。

  (本文来自于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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