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围绕乌克兰局势发展，境外社交媒体上一些抹黑中国的恶意言行颇有增长之势，一些隐藏在网络空间深处的反华群体也逐渐浮出水面。他们的最新动向，是在境外社交媒体上搞所谓“大翻译运动”，即通过片面截取翻译中文社交媒体上一些相对激烈的言论，向外国受众传递带有明显反华倾向的诱导性和标签化信息，向外国社会证明“中国人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友好”。而这个所谓的“网民自发运动”也被事实证明，背后不但有“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这类老牌反华媒体的影子，更少不了民进党网军“1450”这样的“认知作战”干将。

翻译活动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开展沟通交流的桥梁，现在有人却将之用于煽动仇恨和对立，这种举动本身就与人类文明交流互动的历史演进背道而驰。说到底，这个所谓的“大翻译运动”不过是一出闹剧而已，参与者根本不是什么有自由倾向的意见人士，除了有境外反华势力背景支持外，从其中一些极端分子早期在国内网络平台以及现在混迹外网的种种表现看，说到底就是一群幻灭者，他们难以用正常心态看待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暂时性问题，内心幻想中国模式迟早陷入困境，从而寻找一种心理平衡。从这些人寻找的所谓“对外不友好言论”来说，有舆论就会有不同观点，一些个人言行通过社交媒体形成极化表达，本身就是网络世界的惯常现象，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无需为此感到惊异。但把这种言行片面放大、固化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必须要有所警觉了。

实际上，“大翻译运动”出自网络上司空见惯的“键政”现象，在当前大国博弈的形势下，被敌对势力迅速发现和利用，并将之转化为对华舆论战、心理战的素材。值得警惕的是，与以往抹黑中国人的日常行为习惯不同，此次行动明确将所谓的中国人负面形象产生原因归咎于中国政府，这就与海外华人做了一定切割，使这场闹剧的目的更加清晰，那就是通过抹黑中国人民来抹黑中国的政治体制，从而妄图达到在中国掀起“颜色革命”这一根本目标。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大翻译运动”，背后的理论思潮来自于加速主义，本质还是“和平演变”那一套，在舆论斗争领域也没有离开过往的“三板斧”套路，即文化建构中的标签化、长期交往中的污名化、历史叙事中的虚无化。通过这“三板斧”，西方一些势力自以为可以轻易达到占领法律制高点、控制道德制高点、炫耀文化制高点的目的。只不过所谓“大翻译”的舆论传播方向发生了一定变化，就是由过去从外文转中文，自外向内宣扬灌输西方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一套，变为现在由中文转外文，自内向往散布诱导民间仇恨对立的一套。很明显，这是一场具有新特点的舆论斗争。

必须要看到，西方一些势力在这场斗争中依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优势。西方舆论场的形成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向外扩张发展到今天，已经打造完成了一整套舆论传播理论体系。这是一套以价值观争夺为目标、以文化优越感为基础、以先进传播技术为支撑的舆论战体系，信息传播和文化渗透是其中两大主要构成。从文化角度看，其他文明在西方看来都是“非主流”，是异见、异类甚至是异端，西方文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包容，但绝不容许其占据主导位置，这也是资本主义维持自身优势的关键所在。而这些所谓的异见、异类和异端，在极化的网络舆论生态环境中，极易被标签化，极易被塑造为受众的刻板印象。特别是西方掌握近似全球范围的自媒体平台渠道优势，可以通过大数据密切监控、关闭封号、直接禁声以及网络水军造谣生事等手段，形成对认知领域的掌控态势。

从这个角度讲，舆论斗争已不是一般意义的信息传播，而这个所谓的“大翻译运动”也不一定是短期现象，今天搞“大翻译”，明天可能就是“胡翻译”或“乱翻译”，种种抹黑举动或将伴随着中国崛起过程的全方位斗争。

谣言止于智者。说到底，这是一个中国舆论场如何向世界传输正向信息的问题。要战胜这个小偷小摸式的 “大翻译运动”，必须要形成“讲好中国故事”光明磊落的大翻译格局。彼对我官方传播的政治观点采取听而不闻的策略，我可加强外交沟通，利用各种双边多边以及民间外交机会予以阐发；彼对我学术观点采取断章取义的手段，我可加强智库学者交流利用多轨场合向外表达；彼对我舆论观点做歪曲放大，我可有目的地提升舆论能级，比如通过官方媒体及时发声以正视听，通过权威机构就某一关注问题发布民意调查，用数据固化事实等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必须要统筹好内外两个方向的传播工作，将一大批有知识、有理想、懂外语、爱国家的青年网友，培养成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的翻译家，成为网络斗争的主力军和生力军，从而在与所谓“大翻译运动”的斗争中有更大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