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婷婷 对于20世纪60-70年代席卷世界的左派运动，有人抱之以浓重的理想主义去想象，也有些人将其视之为“伤风败俗”的反文化运动。可是，在地球最南端的拉丁美洲国家阿根廷，革命戏剧既不是快乐的反文化嘉年华，又不是一场悲剧。阿根廷所处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其独特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逻辑，让以“革命”戏剧转化成了一场令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著名的伯恩公司绑架案与其赎金的追索事件，由阿根廷最大的平民游击队“蒙托内罗”的革命行为所引发，其荒诞的结果充分说明了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在政治革新中所遇到的困局。对我们了解拉美社会运动潜在的政治逻辑，具有相当的借鉴作用。
“革命者”绑架富家子 故事发生于1974年9月。这一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富人区，豪尔赫与胡安两兄弟如往常一样，坐上私家车去上班，一辆保镖车紧随其后，两辆车沿着每天固定的路线行进。自从政治局势变得恶劣，政治抗议和游击队活动增多，许多企业家都不敢随意在公众场合出现，采取了多重安保措施，可是兄弟俩却我行我素。他们并不知道，随后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车行进到一条街道，前方出现了修路请绕行的指示牌，车辆被迫进入另外一条路，最后，当他们那绕到另一条街道之时，一辆大卡车突然向他们冲来，撞停两兄弟的车。 穿着警察制服的人出现在前方开枪扫射，两个富家兄弟弯下了腰，躲在车里。对方大吼：“不许动，共产主义者！”这也是一个富人街区，“让我来杀这个共产主义者！”他们还在喊着。保镖大声叫着：搞错了，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其中一个保镖试图开枪威胁，但是另外一人用眼神阻止了他，于是两兄弟被带走了。
这一事件在清晨就发生了，但是这两位富家公子的家人并没有立即报警，他们自然知道绑架不是警方人员所为，但他们对庇隆遗孀执政的政府非常不信任，宁可等待绑架者的电话。不久，蒙托内罗向全国人民发布了公告，控诉了这家公司对工人犯下的罪恶，认为政府对这些外国资本家做出了妥协，这些垄断性企业抬高物价，从人民收入中榨取了他们的利润，并且将利润转而投资到国外，公司领导应该接受人民的审判，所以绑架了公司老总的两个儿子豪尔赫与胡安。 蒙托内罗是阿根廷七十年代最大的一支城市游击队，以绑架、暗杀、进攻军营、抢银行等方式，试图动员人民战争，推翻军政府。他们经常以民族主义为口号，绑架外国企业家。可口可乐、柯达、伦敦银行、标致汽车公司领导等都遭到了他们的绑架。有时候，即使支付了赎金，人质也没法获救。有的公司老总甚至被绑架了两次，本国企业家也不能幸免。据当时美国《时代》杂志报道，60%的外资公司代表已经撤离阿根廷了。这次被绑架的公司名叫“本格与伯恩”（Bunge y Born），这家公司老总伯恩在游击队活动较集中之时，从未考虑过离开阿根廷，甚至连临时搬家都没考虑，更加不愿意支付一些游击组织要求企业支付的革命税：这是一种类似保护费的支出，如果交费，往往能避免受到更大的惩罚。 蒙托内罗打电话到公司总部，“我们要一……”“一万？”公司那边似乎松了口气。蒙托内罗成员说：“一个亿，美金。”公司老总伯恩听闻，居然让接电话的人别转进电话了，他拒绝接听。这是绑架者始料未及的，他们并不了解，伯恩移民到阿根廷之前，在比利时被德军关押过一年，差点死在狱中，对这种敲诈毫不畏惧。他的大儿子豪尔赫也曾经服过兵役，在狱中自制力和忍耐力很强。 蒙托内罗在其杂志《蒙托内罗艾薇塔》解释了绑架的正当理由：“本格与伯恩公司是一家垄断了阿根廷全国谷物出口的公司，庇隆执政时期，粮食出口是由国家机构管理的。1955年的政变之后，出口控制权被授予给私人公司。这家公司还是全国多数棉花田的所有者，控制了大型制衣工厂，棉花与成衣的价格都由这家公司说了算。本格与伯恩公司还垄断了全国的罐头包装和食品的生产，全国人民餐桌上摆放的许多食品和罐头都是这家公司生产的，他们还有许多化工、涂料、房地产、木材、金融企业，他们甚至在阿根廷全境拥有90万公顷土地，而这只是他们在巴西资产的一半……他们的成功和收入都是在剥削工人和贿赂官员的基础之上实现的。”当然，这些精选的论据也不是这家公司的全貌，数据有些夸大，例如，公司的实际土地拥有面积只有25万公顷，而该公司的其他正面形象都被游击队员一笔勾销了。 不管怎样，蒙托内罗将犯人关进了两个封闭的牢房，称其为“人民的监狱”，并对他们进行了审讯和政治定罪，并认定了三条主要罪责：对工人的剥削、垄断行为、卖国行为，并对其处以一年监禁和一亿美金赎金的宣判。然而，犯人的父亲始终不肯正面接触任何的中间人，拒绝支付这笔钱，支付赎金违背他作为商人立身的原则。蒙托内罗一愁莫展，尝试切断任何联系，来警告其父亲，但他依然不为所动。 弟弟胡安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时不时出现癫狂的状态，游击队只能对哥哥豪尔赫施压，让他看到弟弟的状态，催促他给父亲写信求救，豪尔赫看到弟弟的状态之后，只得提笔写信，建议父亲商谈赎金的金额。父亲终于同意通过豪尔赫这条线进行沟通。豪尔赫试图与游击队员讨价还价，他料定这些年轻人没有任何金钱的概念，于是给他们解释一亿美金的钞票得占多少空间，这么大的体积如何才能安全运到国外是个难题，最终他们达成一个六千万赎金的解决方案，可分两笔支付，先支付一半赎金，可释放弟弟，等对方支付另外一半之后，释放哥哥。 游击队确实从来没有管理这么多资金的经验。在国内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的时候，只能考虑在国外接受汇款。蒙托内罗的两位领导人曾在古巴接受军事训练，还参加过第一届国际拉美团结组织大会，与古巴政府较为亲近，于是，领导人向古巴政府求助，将一部分资金存放在古巴，古巴政府对这一说法一直予以否认；还有一部分资金在美国和欧洲进行支付。 1975年6月20日，被关押九个月之后，哥哥豪尔赫终于获得了自由。蒙托内罗要求该公司在世界大国的媒体上按照游击队的文本报道此事，并且要求公司在城市各个街区、医院、学校进行纷发物资和食品，总金额一百万美金，并且在公司总部大门口放置庇隆与庇隆夫人的雕像。 蒙托内罗在释放豪尔赫的时候，通过秘密方式召集所有的国际报社记者，以舞会形式作为掩饰，在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他们的成就，他们一共获得了六千万美金的赎金，刷新了历史纪录。巧合的是，举办发布会的这所房子的主人是阿根廷国家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这所房子在军政府时期（1976-1983）还被用来秘密关押和折磨左翼游击队员。1984年审判蒙托内罗的领导费尔梅尼西（Firmenich）时，这一巧合遭到质疑——蒙托内罗与国家情报局是否存在紧密的联系？最终，费尔梅尼西被判30年监禁，于2007年提前释放。 追索巨额赎金 七十年代，随着军政府对游击队打击的深入，这六千万美金的赎金成了包括军方在内的多方追索的目标，纽约方面的金融投机商格拉伊维尔（Graiver）手中存有蒙托内罗的一千七百万美金，但他在从纽约飞往墨西哥的航班事故中丧生，军政府趁机没收了他的家族财产；古巴驻阿根廷的外交人员被军方杀害；瑞士银行的一部分钱被军方通过强迫经手人取出。 1983年，阿根廷开启民主化进程，成立了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对独裁军政府和游击队的罪行进行审判和裁决。军方对此进行了抵制，甚至进行叛乱，导致政府颁布法律对军方的起诉划上句号。九十年代，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延续这一政策，对众多的军事罪犯和游击队员在司法上进行赦免，试图弥合民族的创伤。他想到了让这位遭受绑架的富人与其绑架者游击队员重逢，这是多么好的和解画面！昔日看守豪尔赫的游击队员加林贝蒂（Galimberti）还与他合开了一家公司，虽然这家公司最终因另一位牧师合伙人的丑闻而破产，但他们的合作印证了历史创伤弥合的开始。 梅内姆时期，阿根廷经济依旧处于危机之中，本格与伯恩公司依旧控制着阿根廷的经济命脉，并向束手无策的梅内姆提出了新的经济计划。公司的两位高管先后成了梅内姆的经济部长。梅内姆于是推动了重新追寻当年的赎金的行动。巧合的是，昔日的蒙托内罗也给梅内姆竞选提供了资金，其成员也进入了梅内姆的政府。在追索赎金的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发生冲突，成了一出说不清道不明的戏。这笔六千万的赎金从公司付给了游击队，又从游击队分散到各地，最后一部分回到了豪尔赫的手上，还有一部分落入了梅内姆政府手中，所有经手和协助调查的官员、法官、前游击队员等等都想分一杯羹。 豪尔赫曾对记者说：“这种恶劣的富人和善良的穷人的简单划分嵌入了我们的身体。上帝给了我们一块这么好的地，我们自己把它变成了泥沼，从来就没有跨国公司的入侵和剥削，但是一群懒汉与罪犯利用了官方对劳动者的敌对。我们的问题就是总有不劳而获的想法，这只能带来贪腐。我对我的蒙托内罗朋友/敌人说过，杀害企业家和军人就是挖掘国家的根基。如今我看到了许多公民终于放下了喋喋不休的争吵，我看到了国家新的希望。” 这种说法，显然是豪尔赫为自己辩护的一面之词。在这起绑架案中，豪尔赫无疑是受害者，但是，正是因为自己的公司承担着阿根廷海外贸易的枢纽功能，且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他才能同游击队和政府之间进行顽强的博弈。反观政府在绑架案和调查真相时所起的作用，却显得乏善可陈。游击队的反抗表面上是为打击贫富分化而战，但其领导者的理论水平、政治信念和组织能力都十分薄弱，在国家民主化之后，部分成员迅速为大资本的“魅力”所折服，希望从大资本家那里分一杯羹，这最终让和解成了重新成为权力精英对左派和右派甚至军方和稀泥的行为。而阿根廷各界政府，无论是极权派还是民主派，缺乏真正的政治理念，只是想利用政治权力来讨好特定政治派系，却缺乏整合各个派系、塑造国家全新政治秩序的能力。只有克服了上述顽疾，而不是放纵企业家对民众的“帮助式”剥削，才是阿根廷的希望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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