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拉同为发展中国家，也都是重要的农业国家，中国人多、农业技术成熟、农产品需求旺盛，拉美土地多、人少、农产品出产丰富，这些外在因素看起来，让人觉得中拉双边在发展农业合作方面应该有着天然的互补性，应该有较大潜力。 但是事实上，中拉农业合作进展缺并不尽如人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今日中国杂志记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教授。胡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中国经济研究部经济学家、法国兴业证券亚洲公司（SG Securities Asia Limited）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等多项职务，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新兴市场经济和中国宏观经济，农业经济学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并曾两次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一次获“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拉美已成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 胡必亮首先承认，拉美和中国在农业方面是最具合作潜力的重要领域之一。因为中国人口多，土地少，可耕地更少—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但耕地仅占世界的7%。因此，长远来看，中国农产品供需通过国际贸易方式得以平衡是一个重要的解决之道。 胡必亮说，实际上，中国目前的农产品贸易就已经是逆差贸易了。就以2013年的数据为例，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为1850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出口仅671亿美元，进口1179亿美元，农产品贸易逆差508亿美元。 “一般而言，中国农产品出口主要是附近的亚洲国家，占了出口总额的60%以上；但进口呢，一般以南美洲和北美洲为主，合计占接近60%，从亚洲进口的不到20%。”胡必亮说。 相反，胡必亮认为拉美具有天然的农业生产优势。首先，从总体上讲，拉美的人口仅占世界的8.5%，但耕地却占世界的12%；从人均水平来看，拉美地区是中国平均水平的3.7倍；其森林面积占到了该地区土地面积高达48.2%。其次，拉美主要农作物具有明显优势，譬如说大豆产量通常占到世界大豆总产量的接近50%，全球第一，比北美洲高出近15个百分点；玉米也有一定的优势，其产量占世界总产的15%左右，排在北美和亚洲之后，位列第三。再次，从农产品国际贸易来看，近10年来，拉美农产品贸易的顺差量一直都是增加的，从2000年的200亿美元左右的顺差增加到了现在的每年1,000多亿美元的顺差。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农产品贸易额不断增长，尤其从2003年开始双方贸易额进入快速增长周期，2003-2013年从52.77亿美元增至353.3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1%。从进口额看，2003-2013年，中国从拉美进口由50.09亿美元增至329.48亿美元，增长558%；从出口额看，中国向拉美出口由2.68亿美元增至23.86亿美元，增长790%。 胡必亮还表示，就地区的重要性而言，2003-2013年拉美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比重由13%升至19%，表明拉美已成为中国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来源地。同时，可以看到，虽然中拉农产品贸易额在不断增长，但中国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且随着2004年中国农产品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的转折点到来，中拉农产品逆差迅速扩大，2004-2013年中国对拉美农产品逆差由61.87亿美元增至305.62亿美元，增长394%。中国对拉美农产品逆差已经成为中国农产品贸易总体逆差的主要来源。 三因素让中国资本望而却步 既然中拉农业合作具有很大潜力，但是事实上中国对拉美农业投资很少，投资领域也很有限，主要是投在秘鲁的渔业、牙买加的甘蔗种植、巴西和阿根廷的大豆等产业。这些潜力为何至今未得到很好释放？ 胡必亮分析说，造成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2007-2008年国际粮食危机之后，南美国家逐渐呈现限制外资购买土地的趋势。2010年8月，巴西政府签署法令，将单一外国人或者外国公司购买土地的数量限定为不超过5000公顷。2011年，巴西政府出台了新的法令，禁止外国人、外国企业及外国控股的巴西企业购买或并购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巴西企业。2011年12月22日，阿根廷议会通过限制外国人购买土地法案。这项法律规定每个外国法人或自然人在阿根廷购买的土地不能超过1000公顷；外国人在阿根廷购置土地将不再被视为投资行为。 二是农业投资在拉美面临一些风险，包括政策变化的风险，劳工问题所带来的风险，环境问题带来的风险。 三是农业的国际竞争太激烈。美国的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法国的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所组成的“ABCD”国际四大粮商早已在拉美布局多年。它们控制着全世界80%的粮食交易量，因此影响力具有绝对优势。因此，中国农业企业“走进”拉美时，必然要面临严峻的市场竞争。 中国应拓宽农业投资方式和渠道 尽管有以上三点约束因素，但胡必亮认为，总体来看，农业合作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关键看怎么挖掘。 胡必亮说，中拉双方首先要从战略上重视这一领域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对于促进中拉双方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的。而且，相对于能源、矿产领域的投资，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农业的边际效用会更大。因为无论对中国还是拉美国家而言，农业都是一种兼具经济和社会效应双重功能的基础产业，尤其在抵抗全球粮食危机和减少贫困方面这种意义体现得更为明显。 其次，他认为中国应该在拉美拓宽农业产业链投资的方式和渠道。胡教授认为，过去，人们一提起农业合作，就想到是中国在海外买地、租地种粮，这就把农业合作的内涵局限住了，其实中拉农业合作的领域非常广泛：“既可以参与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也可通过信贷供货合同参与农业开发投资，即中方提供信贷资金，对方用农产品偿还；还可以通过并购方式成为当地企业的股东之一，共同分享农产品销售和出口的利润；再有就是建立合资企业进行农产品深加工。” 胡必亮还认为，中国应分阶段、抓重点、循序渐进推进对拉美的农业投资。他建议可以先参与拉美国家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然后再是投到打造农产品仓储物流体系中，以此建立农产品营销网络；接着同拉美地区探讨建立产业合作机制，推动深化产业对接和融合；同时做好农业的科技合作工作，包括打造包括农业科技研发中心、农业加工示范园，以及农业投资开发区等的整个农业产业链的投资。 最后，胡必亮提出，应该完善中拉农业部长论坛机制，务实开展农业合作。2013年6月9日第一届中拉农业部长论坛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农业部长论坛北京宣言》，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逐步落实该宣言提出的各项内容。例如，中拉双方将共同探讨粮食安全应急措施，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共同合作建立农业科技研发中心和农业生产加工示范园，开展联合研究，示范推广先进实用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和加工水平；共同推动农业项目投资；充分利用中国政府设立的5000万美元中拉农业合作专项资金，引导中拉农业合作项目的开展。 （今日中国杂志社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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