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厦门的一个广播站中戒备森严，警卫人员里三层外三层地将这里围得严严实实，但所有人对此都是一头雾水，他们不知道为何要布置的如此森严，又为何会在这个时候把这里的人员全部调换一番。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不久之后，一共七位元帅竟然共同聚首在这里，朱老总原本也计划要前来视察工作，却在临出发前被拦了下来，这才没能成行。 要知道，在新中国的授衔仪式上，一共才只有7位元帅到场，可见想要这些元帅们聚首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可是这次竟然出动了7位元帅。 那么这个广播站究竟有什么来头？为什么能惊动这么多元帅一同前来视察呢？
这个广播站之所以受到如此重视，和他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特殊的工作性质有关。 1949年，国民党兵败，蒋介石在张其昀的建议下，带着大量的黄金和装备，以及几十万的国民党士兵，一起搬到了台湾省。 国民党的势力逐渐渗透到台湾省的各个角落，在这座岛屿上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势力。 在美国的拱火下，大陆和台湾之间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壁垒，同时，蒋介石反攻大陆之心不死，导致两岸直接老死不相往来。 当时我国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朝鲜战场上，导致台湾兵力匮乏，因此中央部门经过再三考虑之后，决定对他们采用心理战术，利用党的政策，动摇国民党的军心，吸引国民党的将士们前来投诚，进而瓦解蒋介石在台湾的势力。 胡里山广播站也就应运而生。
胡里山广播站位于厦门市的环岛路，和金门列岛仅有一水之隔，站在炮台上，就能看到不远处的金门列岛。 当年的金门炮战，即便是站在这个位置，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因其特殊的位置关系，在上个世纪，这个地方成了两岸关系的一个特殊的“枢纽”。 1953年，厦门市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筹备之后，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缴获的“九头鸟”广播器材搬运到了厦门的角屿岛上，在这里开设了一个广播站。 这里距离台湾最近的地方只有1800米，天气晴朗的时候甚至能够看到海对岸人们的活动，听到对面广播中放出来的歌声，所以对岸的人们也势必能够听到胡里山广播站的声音。 但是广播的问题解决了，驻守这里的将士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温饱问题。 归根究底，角屿岛只是一个面积不足0.2平方千米的小岛，上面的资源十分贫瘠，甚至可以说是寸草不生。
驻守这里的将士们没有吃的，没有淡水，所有的物资都需要用运输船输送到岛上，但是当时能够储存的大多数也只是炒面等食物，甚至连压缩饼干都没有。 尤其是到了连日刮风下雨的天气，他们不仅要承受着雨水的侵蚀，还要忍饥挨饿，或者吃着用海水熬制的粥。 这样的条件和上甘岭战役之时相比也不为过。 睡觉之时，战士们也只能自己搭建起一个个的茅草屋，这样的房子甚至连下雨都挡不住，可是为了祖国统一的重任，福州的将士们还是踊跃报名，选择到这里驻守。 经过福州军区的严格挑选，他们挑选了一批精英的将士们，送到了胡里山广播站，并给予番号“536部队”。 他们按照严格的标准，每天早上都会准备播放《义勇军进行曲》，然后在音乐结束之后，由播音员起头，一遍一遍地播放中央对于起义人员的政策，也就是所谓的“六大保证”。
这一播放就几乎是一整天时间，每天至少播放16遍，还有播音人员苦口婆心的劝导，同时还会播放一些地方的乡亲们给他们录的音，让他们怀念自己的故土，从而产生想回大陆的想法。 此之谓“心理战术”，也正因此，“536部队”又得名“对台心战部队”。 长时间的心理战术确实对对面的人们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不少人甚至开始主动地寻求和我方直接交流的方式，只是因为台湾方面防守严格，所以他们始终没有机会。 但是也有不少人陆陆续续开始以各种方式打探大陆的消息，甚至萌生了想要回大陆的想法，毕竟打断骨头连着筋，两岸始终是血脉相连的同胞，更何况不少人的故土就在大陆，他们如何不想念呢？ 在这样猛烈的心理攻势下，国民党的军心开始产生了动摇，甚至直接对台湾的局势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这让蒋介石坐立难安，他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反攻大陆，如果连军心都难以安稳，又如何能够发展实力东山再起呢？
所以蒋介石决定采取同样的措施“以毒攻毒”，他找人将大陆传播的全部都是“虚假消息”的谣言传播了出去，一边塑造我党的负面形象，一边让人们感到恐慌，打消前往大陆的念头。 其次，他也招揽了一批播音人员和一支部队，驻守在胡里山广播站的对面，每日循环播放广播，内容无非就是反驳我方的说辞，甚至不惜破口大骂，试图激怒我方。 后来眼看我方始终不为所动，蒋介石有些坐不住了，他不希望我党继续向台湾方面喊话，也不希望台湾的民众过多地了解大陆的政策，因为他比谁都清楚究竟是哪方在说谎。 我方自然也是采用了一些“手段”的，既然蒋介石声称大陆的政策都是骗人的，那让他们在大陆的亲人来亲自劝说，不是要比一句句解释要好的多吗？ 因此他们便找到了一些乡亲们，将劝降的话录下来，播放给他们听。 此外，对于蒋介石寻找的一些声软音甜，用来迷惑我军将士的播音员，我军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进行了回击。 他们调查出来这些播音员的身世，然后找到她们的家人，将他们家人的录音放了回去，此后，蒋介石便放弃了这种手段。 后来蒋介石不惜调动了炮车，想要将我方的广播打下来。
此后，岛上就有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广播里传来的骂声，一种是炮声。 我方自然也不甘示弱，每到这个时候就会向对面发起反击，当时只要是能够把对面的广播打下来，就算是大功一件。 每当两岸的炮声响起，我方的将士们就会赶忙将广播取下来，由几名战士轮流背着，满岛的躲来躲去。 尽管日子过得辛苦，甚至还时不时地面临着生命危险，但是岛上的将士们没有一个人有过抱怨。 他们甚至还苦中作乐，笑称这场战斗是“喇叭游击战”。 后来因为国内的播音设备成本较高，为了减少喇叭的损失，他们便将喊话的时间调整到了晚上。 这样一来，趁着敌人放照明弹的时候，他们也方便及时撤下机器进行转移。
一时间，不论白天黑夜，这片海域上热闹异常，双方争得你来我往，经常有渔民在附近工作的时候，就能听到双方隔着广播争吵的声音。 这样一来二去，两方的播音员甚至都熟悉了对方，他们时常隔着喇叭互相点名，还会隔着望远镜远远地观察对方，以致于有一段时间，我方的播报人员一度产生了质疑，为什么对面能够脸不红心不跳地撒谎，甚至毫无素质地破口大骂？ 后来他们慢慢习惯了，对于这个问题也就没有再深究过，唯一需要慢慢适应的或许就只有不定时的炮火攻击了。 1958年，随着金门炮战的进行，两岸的形势越发紧张，战斗也是一触即发，可以说此时只要任何一方有进攻的举动，第二次“解放战争”就会随时打响。 此时双方的广播战也是最激烈的时候，他们几乎一天都不停歇，一直循环不断地播放，激烈的时候双方甚至爆发激烈的骂战。 国民党唯恐世界不乱一般，一直不断地挑起事端，试图让大陆攻过去，好给他们一个借口反攻大陆。 但是我党早已看穿他们的阴谋诡计，并没有上他们的当。
后来随着炮战的结束，双方的广播站才逐渐消停了下来，恢复了平常的样子。 可这并不意味着结束，两岸越发紧张的局势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毕竟没能收回台湾，一直是所有人心中的一块顽疾，因此便有了1962年七大元帅齐聚胡里山广播站。 1962年，由罗瑞卿将军和福州军区的副司令员皮定均亲自带头，将胡里山广播站从里到外换了一遍警卫人员，戒备也比平时严格得多。 根据当时知情的人说，岗哨十步一名，里三层外三层几乎没有任何的视线空隙，就连在岛上工作了十几年的戴鸿雁都没有见过如此声势浩大的阵仗，以致于那段时间，军中纷纷猜测，究竟是什么样的大人物要来，竟然需要准备这样严格的警戒工作？ 结果不久之后，陈毅元帅就赶了过来，甚至亲自到胡里山的炮台上视察前线的广播情况。 不少将士纷纷在心中感慨：难怪戒备会如此森严，原来是元帅要来。
结果没出两天时间，聂荣臻、刘伯承、贺龙、徐向前、罗荣桓、叶剑英六个元帅紧随其后，也赶到了胡里山广播站。 一时间，两岸之间的局势瞬间紧张起来，不少人都以为，七大元帅齐聚在这里，是为了准备向对面发起进攻，毕竟此前就连授衔的时候，也只有七位元帅到场，足见他们对两岸局势的重视。 对面也是人心惶惶，蒋介石甚至不惜调动了重兵，把守在关口那里，随时准备“迎敌”。 但是实际上这七位元帅只是前来视察工作，观察广播站的工作人员每天的播报情况以及目前为止两岸的局势。 当天的胡里山广播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戒备最严格的一次，负责播报的广播员也是十分激动，毕竟能够一次见到这么多元帅，这种待遇一生中又能有几次呢？ 因此当天播报的时候，他们的声音都比平时要嘹亮得多。
恰逢此时朱德总司令也在厦门视察工作，得知这一盛况之后，便也准备去前去视察一番，同时和几位旧友叙叙旧，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出发，就被人拦了下来：“现在前线的形势十分紧张，国民党的炮弹可是不长眼睛的，您要是往前线一去，保卫工作得重新调整布置。” 朱德一想倒也在理，此行便就此作罢。 陈毅等人在视察完工作之后，便主动离开了，这也让对岸的国民党士兵大吃一惊，他们也没想到七位元帅就这么走一遭，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两岸又恢复了吵闹的对战。 一直到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之后，两岸的关系也稍微缓和了一些，广播中播放的除了我党的政策之外，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唇枪舌战，他们的日常成了互相播报天气或者是互相问候，赶上下雨天，他们还会互相提醒双方尽快收拾衣服避雨。 没有了之前的争端，两岸毕竟还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兄弟。
后来随着国际局势的骤变，这个广播站在1991年进行了最后一次播报之后，便再也没有了声音，时至今日，胡里山广播站已经成了一个供人参观的公园，但是两岸几十年的“喊话”却依旧历历在目。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两岸的关系一定会更加紧密。 来源：网易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