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 | 灯灯 十点人物志原创 如果有这样一种工作模式，你可以不坐班，不通勤；上午工作，下午旅行；赚着一线城市的工资，在四线城市生活，你愿意尝试吗？ 这种听上去过于理想的工作模式，并不只存在于打工人的幻想当中。在国内，有一群年轻人正在践行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们被称为“数字游民”。 数字游民的概念最初流行于欧洲，指那些完全靠互联网创造收入，只要有一台电脑，就能够自由移动，不断变换居住地的人群。 疫情爆发后，长时间居家办公的经历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思考，工作是否一定要坐在办公室里完成？漫长的通勤、低效的996、一线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是月入过万的必需条件吗？除了考公，考编，挤破头进互联网大厂，人生还有没有其他选项？ 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路。由于打破了工作与地点之间的强关联，许多数字游民都会一边旅行，一边工作，赚第一世界的钱，在第三世界花，通过地理套利，实现另一种层面的“财富自由”。 十点人物志找到了几位数字游民朋友，和他们聊了聊，试图从他们的经历中总结经验： 普通人如何成为数字游民？这种生活方式，有哪些优势与乐趣，又有哪些风险和局限？成为数字游民后，他们的人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逃离北上广 在浙江安吉的一个小村庄旅居的第三个月，烨烨Yeye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早晨七点半起床，遛狗，吃早饭，做一些简单的拉伸运动。接着，她用整个上午阅读、写作，11点半以前不看手机，不回复任何信息。下午和晚上是她的工作时间，她和学生视频通话，教授英语口语课，也给一些公众号写稿，或是为自己的公众号“数字游民指北”策划新一期推送的内容。 她的工作地点很灵活，书桌，沙发，偶尔还会去村子里的茶园，对着一片茶田办公。工作时间也灵活，手头有急活儿，她一口气干上三四个小时；闲了，她立马抱着滑板飞奔出门，和朋友们上山采白茶，或是自驾去附近的天目山挖毛笋。
烨烨今年29岁，老家在海南文昌，践行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已超过四年。 从四川外国语大学本科毕业后，她先后在北京的两家教育类公司做过英语口语老师和项目经理，每月拿着一万多的工资，交着近4000的房租，工作日上班，周末和朋友喝酒，循环往复，过着朝九晚五的普通白领生活。 决意逃离北京的导火索，源于2018年的一个午后。那天她午睡醒来，正准备打开电脑做表格，有同事告诉她，一个朋友的朋友，程序员，在工位上猝死了。 “那几年这种新闻挺多的，但是真的发生在自己认识的人身上，感受还是不太一样”，烨烨说。她难以形容那一刻内心受到的震颤，只觉得积累了两年的疲惫和压抑彻底爆发了，“我当时就想，我必须走，必须休息，不然会憋死”。 烨烨决定裸辞，去南美旅行。她大学期间在南美实习过一年，很喜欢那里的生活气息，加上南美的物价也比国内低，旅费压力较小。即使西班牙语水平还不如小孩，烨烨只背着一个包，就降落在了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机场。
由于在北京时没有任何积蓄，边旅行边工作便成了烨烨自然而然的选择。 起初，她的收入主要来自于线上口语课程。过去，当口语私教是她的兼职，学生也是老客户，每月三五千的收入，正好能覆盖她在南美一个月的花销。不久后，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份全职工作，给国内一家市场营销公司做项目经理，烨烨便正式踏入了远程办公的状态。 远程办公的特点在于，团队的工作以结果为导向，“只要你能保证在截止日期前交东西就行了，没人管你什么时候在哪儿工作”，烨烨说。因为时差的缘故，她的工作时间通常集中在早上和晚上，一天工作五六个小时，每周组织成员们开一个20分钟的短会，其余时间都用来玩儿。
“玩儿是数字游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烨烨告诉我，“但这种玩儿不是说每天都在赶景点，主要是和在青旅认识的朋友们一起待着，玩滑板，看电影，喝喝咖啡什么的，还蛮日常的。要是听说附近哪个海岛不错，我们就过去住上七天，反正也不赶时间”。
另一种“财富自由” 如果说，烨烨属于有计划地踏上了数字游民之路，那么，90后夫妻小丁和小潘成为数字游民的起因，则更像是一场意外。 在2019年双双辞职去拉美旅行前，小丁是互联网大厂的一名用户界面设计师，在杭州工作，妻子小潘在上海做瑜伽老师。两人恋爱四年，一直是异地情侣，小丁每周末去上海找小潘见面，可即使是短暂的团聚时光，也经常被工作填满。 高强度的工作，重复且紧绷的生活，让两人陷入了对未来的迷茫。2019年底，小丁和小潘领证，辞职，踏上了环游拉美的蜜月之旅。出发前，他们在b站上注册一个名为“游牧夫妻”的账号，想用视频完整记录这段旅程。
原本，两人计划用一年的时间从墨西哥一路南下，最后到达“世界的尽头”——阿根廷的乌斯怀亚。结果，出发不到半年，新冠疫情爆发，小丁和小潘被迫滞留在墨西哥。眼看旅行中断，解封遥遥无期,又不能回国，两人不得不开始寻找工作机会，为接下来的旅费做储备。 最初，小丁的工作大多来源于国内的设计师自由接单平台。许多初次接触的客户一听说小丁人在国外，有十几个小时的时差，都不愿意合作了，担心影响项目进度。小丁不得不暂时隐瞒自己的地理位置，经常熬大夜干活儿，以此和客户保持同步。 但很快，夫妻俩都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小丁开始意识到建立个人品牌的重要性，过去他每天忙着上班，完成公司安排的任务，根本没空去想如何积累属于自己的客户。 于是，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做了一个个人网站，用来展示他之前的设计作品。小丁不再局限于国内的工作，而是把目光放到了国外的一些远程工作平台，并成功地接到了国外公司的设计项目，开始赚美金。 妻子小潘也在积极地拓宽收入渠道。起初，她并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线上工作技能，为此苦恼了许久。想到自己擅长写作，小潘开始广撒网，给公众号投稿，并精心打理“游牧夫妻”的账号，在全平台上同步更新视频。
渐渐地，有杂志主动来找小潘约稿了，之前一起练瑜伽的同学还给她介绍了一份瑜伽课程翻译的工作，加上她在线下教本地人瑜伽赚的课费，夫妻俩的收入逐渐多了起来，2021一整年的收入不光能覆盖旅费，还有结余用来理财。 成为数字游民后，小丁和小潘注意到，旅途中像他们一样“赚第一世界的钱，在第三世界花”的年轻人有很多。 南美物价便宜，在阿根廷的乌斯怀亚，两人花100块就能吃到一只帝王蟹，十几元能喝一瓶红酒；在墨西哥南部的小镇圣克里斯托巴尔，蔬菜水果统统按盆卖，不管是十几颗柠檬，还是五六个牛油果，都只要10比索，折合人民币3块钱。街边还有很多二手服装店，一二十块钱就能买到一件衣服。 “我从来没见过比这儿更便宜的地方”，小丁感叹，“无论你是一个有钱的外国人，还是‘没钱的’外国人，你都可以享受到一种财富自由的感觉”。
大家在设备完善的联合办公空间一起工作 花更少的钱，享受更高的生活品质，这就是数字游民最大的优势之一——地理套利。 不光是南美，回国后的烨烨也有同样的感受。过去两年，她根据季节的变化，在海南、大理、成都、浙江安吉几个地方轮换着生活，平均三四个月搬一次家。除了在成都的时候，她会花两三千元在市区租房，其余时候她都住在村子里，租房成本不超过1000元。 烨烨的男友也是数字游民，在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以远程办公的形式。平时，两人自己买菜做饭,一周点三四次外卖，想看电影和吃海底捞了，就骑着小电驴去县城。 他们很少去景区，因为“生活的地方本身已经是景区”；很少买衣服和化妆品，因为不用通勤，不用坐班，“减少了许多无效社交”；为了方便搬家，一些大件电器都买二手品，走的时候再卖掉。上个月，两人在安吉的全部开销，加起来才5000元，收入与之相比，绰绰有余。 “总有人问我是不是家里有矿，实际上我爸妈都是我们那儿普通的公务员”，烨烨告诉我。她坦言，自己并没有比以前赚得更多，只是用更少的钱，过上了更舒服的生活。 据她观察，身边的数字游民朋友平均月收入在1万到3万之间，上不封顶，“有些独立开发做APP的，也可能年收入50万，甚至上百万。年收入20万上下比较普遍吧”。
除了地理套利，时间套利也是数字游民的重要优势。机票什么时候便宜什么时候买，哪里人少去哪里，节假日烨烨从来不出门，就是为了避开所有的人潮。 她发现，在一个地方生活的成本，远低于旅游成本。因为不赶时间，可以慢慢探索一些隐蔽的、好玩的地方，比走马观花要有意思得多。 Jarod是国内推广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鼻祖，他曾在帖子《什么是数字游民》中提到，很多传统意义上的高收入人群，并没有实现时间和地理位置这两个维度的自由，“为什么大家都说月入五万的西二旗人，活得像月薪5000？因为如果时间也是一种衡量财富的标准，这些人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富有”。 如美国畅销书作家蒂莫西·费里斯在代表作《每周工作4小时》中所说：“如果你能解放你的时间和地理位置，你的物质财富将自动增值3到10倍。”
“不要单纯为了成为数字游民而辞职” 当然，没有哪种生活方式是十全十美的，数字游民也不例外。 无论是找到一份远程工作，还是当自由职业者，成为数字游民的第一道门槛，就是拥有一项能够通过互联网变现的技能。 烨烨接触过的数字游民朋友，大多是程序员、设计师、翻译和自媒体人，“必须承认，有些行业就是没办法完全在线上工作的”。 而从习惯了朝九晚六的打工人，转变为一个需要自己接单、安排工作的自由人，过程也并不简单。“如何积累客户，如何跟客户沟通、报价，还要解决一些时差的问题，都是我前期需要克服的困难”，小丁回忆。 由于夫妻俩是受疫情影响，半路出家做了自由职业者，他们建议，如果对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感兴趣，最好先原地积累一些远程工作的经验和资源。 其中最理想的过渡，就是找到一份远程办公的全职工作，“比起做一个完全的自由职业者，帮一家公司工作会让你的压力小很多，因为你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基础收入”。
除了收入的不确定性，焦虑、空虚和迷茫等情绪问题，也是一些数字游民刚开始这种生活时的普遍困境。 “上班族习惯把‘提前退休’挂在嘴边，但真的无所事事是很可怕的”，烨烨感叹。她用“一夜暴富”类比当时持续了大半年的迷茫心态，“当你突然有了大把时间，你会感觉非常虚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为什么说突然中彩票的人通常没什么好结果？这是一样的”。 30岁的成都女孩小鱼也有同感。成为数字游民以前，小鱼在北京一家在线教育公司做了两年用户体验设计师，月薪近2万，但工作强度大，内容也不是她真正感兴趣的事，“每天像个提线木偶一样，不知道工作的意义是什么”。纠结了很久，她决定裸辞回老家休息，调整一下状态，再重新找方向。 小鱼先在家“躺”了半年，每天看剧、看书、做手工。很快，她发现躺平并没有她想象中那么舒适，“很焦虑，睡不着觉，觉得人生没有意思，不知道未来该怎么走”。 于是她开始尝试自由职业，接一些设计和文案的散活儿，但依然感到很孤单，“基本就是甲方给个需求，我去执行，没有任何团队感，做的事情也未必是自己想做的”。 由于找不到方向，小鱼陷入了巨大的痛苦。那段时间，她对于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持怀疑态度，每天躺在床上发呆。 直到两年前，小鱼加入了一个可持续领域的创业团队，做影响力投资数据分析和可持续人才发展。团队规模虽小，但成员遍布海内外，大家每周在线上开例会，会后各自推进手头的工作，定期选择一个城市见面，共同生活一段时间。 团队作业，帮助小鱼明确了工作目标，也让她有了强烈的归属感。辞职三年后，她终于找到了自己舒适的状态——每天集中精力工作六小时，其余时候做饭、读书、学习新技能。 目前，小鱼主要居住在江浙一带，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在城市间“游动”，以此消除长期居家工作的倦怠感，也有了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谈起这漫长的找寻自我的过程，小鱼总结：“不要单纯为了成为数字游民而辞职，它看上去或许是非常美好的一种职业状态，但本质上，你还是需要找到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重新定义“稳定” 最近，梁文道曾在一篇名为《一周工作5天，已经不适合21世纪了》的文章中提到，2017年，英国有研究机构针对2000名全职工作者进行了一项调查，想知道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员工非常集中在工作上的时间有多长。 ——得出的结果很惊人，8小时里员工真正用在工作上的时间，平均只有2小时53分钟，《经济学人》也做过类似的调查，结果只有2小时。 传统的8小时工作制中，企业主花钱购买的是员工的时间。但对于数字游民而言，他们用明确的工作成果取代了时间，时间成了他们能自由掌控的部分。 和过去相比，小鱼认为，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不再用打工人的心态面对工作了。 自主安排生活、为自己打工的念头完全激发了她的工作热情，“以前上班总想着怎么摸鱼，怎么拖拉，现在会想着如何用最少的时间，创造更多的生产力”。如今，她每天集中精力工作六小时，工作之余，她看纪录片，学习商业知识，所学都能用来反哺工作。 个人能力的提升与拓展，也是许多数字游民共同的感受。这两年在南美边旅行、边工作的经历，让小丁和小潘的语言能力进步飞速。启程前英语水平很一般的小丁，现在已经能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流利地和外国客户沟通。夫妻俩还在当地找了老师，专门花两周从头学习西班牙语，如今基本生活交流已不成问题。
烨烨很认同一个数字游民社群主理人说过的话，“你大胆放心地去玩儿，玩儿的过程中，钱会自己过来的”。 她用自己的经历解释，“最开始我只有口语和项目管理这两个技能，但因为我出去旅行了，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于是我就发展了撰稿这个技能。现在找我教口语的学生，很多也是我在旅行中认识的朋友”。 不光是工作能力，如何打包行李，如何租到便宜又干净的房子，如何给自己交社保，如何快速地交到新朋友，都成了烨烨熟练掌握的技能，“随着经验的累积，我现在已经能预见到大多数可能发生的事情，无论进入到什么环境中，都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 作为一种“不稳定生活”的典型代表，长期生活在变化的环境中，许多数字游民都对“稳定”这个词产生了新的理解。 见证过行业的起伏后，小鱼认为，把所有希望都寄托于一家公司，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公司可能心血来潮建了个部门，把你招来，不需要你的时候，就把你裁掉了。但现在我至少知道，如果真缺钱了能去哪里接单，能从哪里获得收入，主动权在我手上”。 而烨烨认为，真正的稳定在于一个人不断升级的技能和成长性思维，“你永远不知道意外哪一天来，盲目追求表象的稳定，会让你失去很多进步的机会”。 过去四年的经历让她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真正安稳的生活，“学会与不确定性相处，持续提高自己的抗风险能力，你才会获得真正的安全感”。 特别声明：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观点或立场。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请于作品发表后的30日内与新浪网联系。来源：新浪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