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9日，一场在台百名陆配回娘家活动在桂林举办。（图文无关）。（新华社记者 胡佳丽/图） “越南人中秋提灯笼，彰化人中秋吃烤肉。” 来自越南的瑞秋，永远无法忘记26年前的那个中秋，她只身一人坐飞机到台湾成亲。夫家的几个亲戚开着自家的面包车来接机。车里男人们讨论着晚上的烤肉大餐，闷热的车厢让她有些透不过气。 白色的面包车在机场高速飞驰，瑞秋望向窗外大片大片的荒地，曾不止一次觉得自己被骗婚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一大批像瑞秋一样，来自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的婚姻移民和劳工移民搬迁到台湾地区，其中，九成多的婚姻移民为女性。这些姐妹成为了支撑台湾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股新力量。 三十年间，为生活奋力打拼的她们，曾被冠以各种标签。但最终，“新住民女性”的名字将她们聚在一起，让她们努力被社会看见。 在教到新住民议题时，台湾世新大学教授夏晓鹃常常会在课上画一张大大的阴阳两极图，然后告诉学生：“我们同在一个圆里，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凝视彼此的焦点应该在于看到我与他人的‘关联’，而不是‘差异’。” 疏离于时代的“异乡人” “大陆妹、大陆新娘、外省人、外籍新娘、新住民……”王玲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细数着她从泉州老家嫁到台北后，被冠以的一个个标签，就好像在述说一段并不光彩的历史。 她今年48岁，是上世纪90年代嫁到台湾的数万名大陆人中的一员。 1998年到台湾后，王玲就一直住在这个60来平方米的居民楼里。居民楼前密密麻麻停着的摩托车，阿公阿嬷的花花草草，以及写着大陆台湾各个地名的小吃车，挤占着人们通行的空间。 30年前，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忙于进行大规模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的同时，遭遇了人口问题的冲击。 1993年，台湾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7%，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同年，台湾地区的生育更替水平却不到1.7，也就是说，平均一对夫妻只有1.7个子女。加之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催生了巨大的劳工缺口，台湾社会面临着棘手的人口转型危机。 至此，人口问题成为困扰台湾地区社会发展的长期难题。2021年，台湾地区人口普查分析报告显示，台湾地区工作年龄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而老龄人口则快速增加至367.1万人，占台湾地区所有人口的15.9%。台湾地区正加速进入“高龄社会”阶段。 劳动力市场的缺口和较低的生育率，催促着台湾地区当局向低技术劳工和外籍婚姻敞开大门。相对较高的薪水和对现代化城市生活的想象，让当时的台湾，成了炙手可热的人口流动目的地。 根据台湾统计部门的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中国大陆籍的配偶人数为35万余人，其中九成多为女性。这一数据的增速曾在2003年达到峰值。2003年，大陆配偶在台结婚登记达到3.4万多件，占当年所有婚姻登记的五分之一。 同样奔赴台湾的，还有大量来自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移民。 出生在越南南部保禄市的瑞秋，是在1997年中秋节那天嫁到台湾彰化的。19岁的她在越南能读会写，临行前还在帮着打理家中的服装作坊。 在那时，越南女性的心中，台湾男生就是“好丈夫”的代名词：贴心、顾家，很少会酗酒、打老婆。 “我出生在一个特别重男轻女的地方。”瑞秋对南方周末说，“当时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逃离那里，逃离我妈妈，越远越好，越早越好。” 或许这些迁来台湾的人们，各自怀抱着不同的愿景，但他们的出现，确实弥合了台湾社会在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裂缝。 “就长期影响来看，1990年代嫁到台湾的‘新娘’，往往被视为永久居民，对台湾的人口和劳动力增长作出了关键的贡献。”台湾“中研院”人口学教授林季平在2012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婚姻移民，由于在语言上的亲缘关系，她们的到来尤为重要。” 讽刺的是，这些大多来自大陆和东南亚的“媳妇”，与“移工”所组成的第一批新住民群体，本应是这个全球化时代丰富人口流动的象征，而他们在生活中，却成了一群疏离于时代的人。 刚到台湾时，这种疏离是空间上的。 瑞秋只在越南学过一年中文。她到了彰化才发现，当地人大多只说闽南语。语言不通，无法交流，丈夫又在外打拼，瑞秋只能一天天地把自己关在家里。偶尔在院子里遇上晒太阳的公婆，他们也只能听懂像“早上好”“吃了吗”一类的短语。 在台湾渐渐待久了，才发现这种疏离实际上也埋在周围人的闲言碎语里。王玲还记得第一次去客户家里打扫卫生，以为王玲听不懂闽南话的雇主，毫不避讳地在电话里用方言谈论着王玲，说以她“大陆新娘”的身份，家政阿姨是唯一匹配她能力的职业。 那天，王玲还是默默做完自己的工作离开了，没有和客户发生冲突。因为她知道她的几个“老板们”相互都认识，而她需要这份工作的薪水来补贴家庭。只是这名客户后来再打来电话约时间，王玲都用“有别的活要干”搪塞了过去。渐渐地，这个老板就再没来找她了。 对王玲来说，像“大陆妹”“大陆新娘”这样的词汇，就是在这些闲言碎语中，被打上了歧视和刻板印象的烙印。 “不是所有老板都是这样的。不过总有些人不懂我们为了支撑这个家付出的努力，也不了解我们有多少能力。”王玲说，“当时肯定很委屈，我不期待他们理解我，但我也不想为这样的人干活。” 台湾大学社会学系特聘教授蓝佩嘉向南方周末表示，新住民群体的疏离感来源于多个方面。“台湾社会对于她们婚姻动机的揣测、新住民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人们对于新住民女性原生家庭的‘落后想象’，都是造成该群体被疏离的因素。” “跨境买婚”与污名化 1996年，越南保禄市区，刚满18岁的瑞秋在姑姑家不到二十平米的特产店里，见到了她未来的丈夫。这间堆满茶叶和咖啡的店铺，见证了她和丈夫之间“奇妙缘分”的开始。 “阿莎力”是25年前瑞秋对眼前这个稍稍有些微胖的男人的第一印象，“阿莎力”形容人行事果断、出手阔绰，这是台湾闽南语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外来词。为了培养自己和瑞秋之间的感情，他每月花100美元从外地请来了中文老师，负责在他走后，教瑞秋学习中文。 瑞秋之所以把她和丈夫的感情称为“奇妙缘分”，是因为打从相遇开始，这段感情便充满了“巧合”。恰巧因为这个来越南“挑选媳妇”的台湾男人，花了几十万新台币，“一个也没看上”，才有了时间去保禄旅游。那段时间，碰巧瑞秋在姑姑的特产店里帮工，才有了两人的相遇。带着男人看媳妇的中介是瑞秋姑姑的老相识，经过这一系列的巧合，两人最终牵线。 但在跨国婚姻的背后，隐藏着台湾曾经的一条并不体面的人口产业链——买卖婚姻。 如今，在彰化这个台湾南部的城市，生活着许多像瑞秋一样来自越南的女性。在街边巷角、随处可见的越南小吃店和杂货店，是姐妹们聚会拉家常的“根据地”。这些女性从前大多是通过一些所谓婚姻中介，认识他们现在的丈夫的。 这些男人通常会给中介付一大笔钱，就像挑选商品一样，让中介带他们去越南，挑选自己心仪的“妻子”。瑞秋仍记得，2009年之前，彰化还没有越南食品店，取而代之的，是到处张贴在墙上和电线杆上的小广告，上面刺眼地写着：“介绍越南新娘：三个月包娶到家，保证处女，一年内跑掉包赔一位，只要二十万。” 也许相比于其他来自越南的姐妹，瑞秋算是相对幸运的一个。 2004年，台湾《联合报》曾报道一起越南女性阮式日玲遭台中的丈夫虐凌的新闻，引起越南政府的高度关切。结合频频发生的越南女性被婚姻中介骗婚台湾的事件，越南政府曾呼吁，越南女性不要嫁到台湾，后来又要求，所有到越南娶亲的台湾男性，必须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和健康证明。 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买婚广告，也让这些远渡重洋的勇敢异乡人，背上了无法抹去的“污名”。 争取新住民权益的社会团体妇女新知基金会秘书长曾昭媛曾发文表示，一些新住民女性，“嫁到台湾后，才在家庭争吵中、邻居耳语中，听到自己被说成是‘花几十万买来的’，远在天边的娘家也被讲成‘卖女儿’，一旦想要寄钱奉养娘家，却又被台湾社会贴上‘淘金’的污名标签。” 在台湾新住民团体漫长的抗争下，直到2008年，台湾跨境买婚的乱象取得一定程度整治。2008年8月1日，台湾地区“移民署”宣布，所有公司不得从事跨境的婚姻中介业务，所有报刊媒体和街头广告均不得公然出现“买卖婚姻”的内容。跨境婚介走向了“非盈利模式”。 法律上的禁止，并不意味着人们彻底消除了上述刻板印象和污名。 “到现在，有一部分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几十年前，觉得我的家乡住的地方肯定能‘看得到很多星星’。你从越南来，就一定学历很低，生活环境很糟糕。这时候，我总是会让他们去网上搜索一下，其实越南已经很发达了。也许别人已经习惯了这些话，但是我咽不下这口气。”瑞秋说。 八分靠打拼 经典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里有一句，“三分靠天命，七分靠打拼”，给不少失意者带去鼓舞。对于在台湾的新住民来说，哪怕这三分的“天命”，多多少少也要更多一分的打拼才能换来。 夏晓鹃教授曾在一项研究中指出，“新住民在语言或者口音上的差异，导致他们在生活中，获取求职信息和社会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加之一些来自社会的成见和工作场所中的歧视，新住民相对更容易被‘束缚’在薪资水平较低的行业中。” 对于王玲来说，她的“打拼”，一面是要担负家里绝大多数的家务活，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她一人全包；另一面又要外出做家政赚钱。来台湾之后，王玲试着找过很多工作，去过工厂，也做过全职的保姆。但最终还是决定回到一开始的家政工作。“帮客户搞卫生是一单一单的，时间上比较灵活，可以兼顾家庭。”王玲解释道。 生活的压力，也来源于台湾日益升高的物价。王玲给南方周末算了一笔账：以自己和丈夫的薪水，刨去日常固定的衣食住行的花销，目前只能勉强负担女儿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 2003年，台湾地区统计部门发布的《外籍与大陆配偶生活需求调查》报告显示，像王玲和瑞秋这样的“第一批”婚姻移民，仅有55.96%的就业率，其中，68.7%从事体力劳动和生活护理等薪资水平较低的工作。该调查每五年进行一次，在最近2018年的报告中，尽管参与劳动的比率增加到了70.92%，但从事的行业仍然有六成是“基层劳力工”与“服务及销售工作人员”。几年前，王玲也参与了这项调查，在从事行业上，她选了“基层劳力工”这一项。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惜娣（SITI）则属于“服务及销售人员”。7年前，因为母亲病重急需用钱，她抛下家里两个快十岁的孩子，只身来到台湾打工，替人做全职护工。 7年间，惜娣换过三个东家，目前住在台北一套四房小高层的保姆房里。保姆房不到5平方米，却被惜娣收拾得很利落。她平时主要负责每周带家中独居的老人去医院洗肾，并照顾日常起居。 为了省钱，她在台北的7年间，几乎没为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 打拼之余，这个穆斯林女性很少出家门。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她喜欢躲在家里看视频，尤其是其他来自印尼的姐妹上传到网络视频平台的生活Vlog。 平日，她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就是伊斯兰教一天五次的祷告。有时正好遇上带老人出去洗肾，就只能在自己心里做祷告。 自从母亲的病情好转，惜娣就在偷偷攒钱，最大的愿望是能在老家给自己的孩子买一套房子。“按照现在的（薪资）情况，快的话再打拼五年就能回去。”惜娣的语气里满怀憧憬，“这两年，老家的人总是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寄回去的钱变少了，其实我有自己的计划。” 隶属于台湾世新大学、专门报道新住民议题的《四方报》，在2021年12月24日报道称，台湾地区目前有来自大陆和东南亚国家的约55万个新住民家庭，以及80万移工，在台担任护工和工厂工人。他们正在每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角落默默打拼，支撑着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 布衣之困 王玲曾在台北一个高档小区里做过保姆，她有个十几岁的小儿子，和客户孩子年龄相仿，所以也会和老板聊聊孩子的择校、教育的问题。 这段保姆经历，让她看清了自己的家庭，以及下一代想要完成阶级跨越的关键——子女教育。 “像我之前老板的那个女儿，从小上的就是双语学校，一年级就会说英语。但我们家不管是姐姐还是弟弟，上的都是公立，三年级才开始教字母表。”王玲说。 蓝佩嘉向南方周末表示，在台湾的富裕中产阶级家庭之间，双语教育和全球化的子女教育策略，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哪怕没钱送孩子去英美留学或者读‘暑期学校’，这些家长也要挤破头让孩子参加各种在台湾的‘全英文夏令营’。” 和大多数母亲一样，在王玲眼里，拥有国际视野，上一个好大学，都是下一代能够出人头地的敲门砖。但是家里的经济状况却帮不上什么忙，“别说从小的双语学校了，女儿前年上大学，要是选私立的大学，我一年的薪水还不够她交学费的。” 据台湾地区教育部门统计，截至2021年，台湾地区的126所大学中，私立大学有81所，占总数的64.1%，其中不乏像辅仁大学、淡江大学等知名的大专院校。 台湾“中研院”研究员许嘉猷曾在接受《远见》杂志采访时表示，对绝大多数台湾的新住民家庭来说，他们欠缺适当的辅导和教育资源，“布衣可为卿相的阶级跨越，几乎是不可能”。 但也有学者反对这样的观点，夏晓鹃认为，恰恰是台湾地区的一些媒体和学者，过分强调了家庭出身对于子女教育和阶级越迁的重要性，以及过于突出新住民家长在学历和子女教育上的相对弱势，才导致新住民子女在接受教育过程中遭受到更多的否定。 刘千萍的母亲来自越南，她仍记得她和身边新移民家庭的孩子在中学时，如果通过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反而会被老师用讶异的眼光看待。“那个眼光，就是台湾社会对于新移民家庭不抱期待，好像表现差才是正常的。”刘千萍说。如今，刘千萍从台湾东吴大学毕业，作为台湾地区小学新课纲编委团队中唯一的新住民二代，参与了小学新课纲的编审。据了解，在新的课纲体系下，从2019年8月起，台湾地区的小学生可以将越南语、泰语等东南亚语言作为必修课。 “不仅是新住民家庭，如今越来越多的本土台湾家庭的孩子也开始从小学习东南亚小语种。”蓝佩嘉告诉南方周末，“这让许多新住民家庭意识到，‘外籍妈妈’们在文化和语言上的多元性，实则成为了一种优势。” 如今，瑞秋仍然有些后悔当时选择不教自己的孩子们学习越南语。“当时是怕他们讲中文也有越南口音，然后被小朋友们笑话。后来想教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愿意学了。”瑞秋说，“如果知道现在这么注重多语种的教育，这也许能成为他们人生中的一个机会。” 流动的“两岸族” 台湾社会学家萧阿勤曾在一场讲座中提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地区兴起所谓“本土化思潮”，是使从大陆和东南亚国家迁来的新移民，被歧视和社会边缘化的重要因素，是台湾地区社会发展“长久以来的黑暗面”。 时至今日，这样的黑暗面逐渐迎来变局。 2016年，柬埔寨华人林丽婵接受台湾国民党提名，成为台湾地区历史上第一位新住民“立法委员”。在任期间，她推动了多项政策改革，帮助来自大陆和东南亚国家的新住民女性提高社会和经济地位，保障新住民家庭孩子们的教育权益。 同样生活在彰化，瑞秋是林丽婵多年的好友，经常一起聚餐。“当初听说有人想要培养她去从政的时候，我完全不惊讶。她和我性格差不多，都是不服输的人。”瑞秋说，“她做‘立委’之后给予大陆姐妹很多帮助，也没忘记我们东南亚国家的新住民，很保护我们。” 2022年元宵节，在台湾嘉义，新住民女性关怀协会像往年一样，邀请来自大陆的妈妈们带着孩子一起参加元宵活动，也吸引了很多当地的家庭。 来自广西的妈妈黄嘉榆觉得，儿子应该要了解这些元宵的习俗，也教他不要忘记家乡。“广西和台湾的汤圆文化类似，也包花生芝麻馅。”她在活动中对儿子说。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丹伟在一份研究中指出，2008年以来，两岸之间的群众交流从单向逐渐转变成了双向，相比于之前“嫁到台湾就扎根台湾”的模式，现今两岸之间的婚姻更像是在流动中的“两岸族”。他们的存在和交流，成为两岸“连结个体与社会的中介组织”，也在凝聚两岸关系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2021年夏天，因为台湾地区疫情反复，疫苗紧缺，老家在宁波象山的郑女士打算带着提早放假的女儿回到大陆，一方面积极打疫苗，一方面也有多点时间让女儿陪陪外婆。“我告诉她，好好读书，以后申请这边的大学。”郑女士在社交平台上写道。 变局之下，对于这一群体的称呼也在悄然变化。像“大陆新娘”、“越南媳妇”和“女移工”这样包含污名和偏见的词语，也逐渐从台湾社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住民”、“新移民”等较为中性的词汇。 “我的愿望就是，让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偏见就留在我们这代。新住民值得和普通人一样，活得平安、康健、有尊严。”王玲说。 （王玲、瑞秋系化名）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杨骋宇 来源：腾讯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