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多角度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都是一个教科书般的金融战案例。对研究从那时至今，以及未来的金融攻击，都非常有参考价值。
更重要的是，它绝不仅仅是金融战，而是在金融战的表象下，融合了生物战、政治颠覆战、信息舆论战、心理战、文明战等多种战争形态，而且是天衣无缝的融合在一起。 现在，这种天衣无缝的融合似乎又上演了。但由于西方自身也受到病毒冲击，这种“融合”及其效应，远远不如1997年显著。 未来，1997年的一幕是否会再次上演，我们如何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作一个系统性的复盘。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究竟如何爆发的？究竟什么力量在国际金融舞台幕后翻云覆雨？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吗？是金融大鳄吗？是某个或数个政府吗？一系列国际组织在这些危机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横扫一个又一个亚洲主权国家，在那之前，在数个世纪的漫长时期，主宰东南亚经济的是华商。 而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主流媒体与学者鲜有提及的一大重要事实是，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华商遭到沉重打击、成为财富流失最多、最大的无形受害群体之一。 值得深究的问题是：华商仅仅是此次危机的“附带牺牲品”吗？这场危机究竟是场财富洗劫与蚕食大宴，还是别有所图？ 1997年亚洲金融轰炸被正式引爆是在7月2日，“恰逢”香港回归的第二天，并由此上演了一场财富洗劫与财富转移大戏。 比起五百年前欧洲殖民者通过明目张胆的抢劫与屠杀进行的全球财富大搬运，1997年的这场财富洗劫与转移更加无形、规模更大。 不仅如此，仿佛“老天”也有意与香港回归作对。在金融风暴横扫亚洲的前夕，香港突然被一种致命流行性病毒袭击——高度传染性的致命性禽流感病毒H5N1。 H5N1于1996年首次在广东一个农场饲养的鹅身上发现，及至1997年4月，香港有大批活鸡相继染感染病毒并迅速死亡。 医学界许多人对此感到不可思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禽流感是由病毒引发的动物传染病，具有高度的特定物种针对性，在此之前，从未有过这类病毒从鸟类直接传染到人类、甚至人传人的先例。 然而，1997年5月，就在香港回归前夕，这个病毒突然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异，首次感染人类，一名三岁男童感染后身亡。 更加引发医学界警觉的是，通常人类的流感病毒感染的是上呼吸道，但H5N1病毒却可直接深入肺部，不仅引发严重肺炎，还可引发脑炎、脑膜炎、急性呼吸窘迫、内出血等病症…… 及至11月，也就是香港回归4个多月时，全港已被恐惧笼罩…… 这一切使刚在金融风暴中躲过第一轮金融袭击的香港，面临双重考验。 香港回归数天，亚洲就被金融风暴袭击，华人主导的东南亚经济遭遇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史上规模最大的无形财富大转移也在“金融危机”表象下，在西方媒体大力推销的“亚洲文化是罪魁祸首”的文化战下，从华商手中流向华尔街、伦敦金融城的口袋中…… 一切都是巧合吗？ 如同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有人会以阴谋论看一切，也总有人把一切看做巧合。如此，世界循环往复地旋转，人类历史的悲喜剧也周而复始地重演。 此后，有关亚洲金融危机的详情，各路金融专家、研究学者都著书立说、向公众进行各种解释……但这场金融风暴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却远非盖棺定论之事。 这只是一场金融战吗？还是融合生物战的金融战？抑或是融合了金融战与生物战的文明战？现代一体化战争在悄无声息中露出了它狰狞的面目…… 究竟是否存在一只无形的手，在挥舞指挥棒，导演这些历史性的大戏？为什么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中，西方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都步调一致地采取了恰恰相反的态度与行为？“市场”那“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又与谁的战略利益天衣无缝地完美吻合？ 从许多角度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是个教科书般的典型范例。对研究从那时至今、以及未来的金融冲击都非常有参考价值。危机发生的细节已被数不胜数的媒体、学者所描述，这里不再浪费笔墨，而要着重说说：究竟是谁？到底为什么？有何黑幕？ 抛开其它的不说，先看一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一些主要人物、组织及国家的行动，这些问题就会不解自答。 比如，从90年代中期开始，亚洲多个国家被步步紧逼，被急迫地要求开放金融市场。 1997年11月，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亚太峰会上，当东亚、东南亚正陷入金融危机的陷阱时，美国继续一如既往地施加压力，甚至比以往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求亚洲受害国开放。 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理事弗雷德·伯格斯坦就称：“自由化与金融业的放松管制，对整个亚太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一个现象很值得深思：虽然美国以非同寻常的强硬态度与急不可耐的迫切感在全球推动 “自由化”，拆除对资金流动的管制，但它并没有针对全世界提出这些要求，而是专门针对东亚、东南亚国家。 从90年代开始，美国不惜一切代价与手段，步步加大压力，软硬兼施地让东亚、东南亚各国开放金融和资本账户管制，而且可以说是将全副注意力倾注在这个区域。 美国没有对智利、没有对印度、没有对巴西、没有对欧洲哪个国家施加如此压力，而是全副精力、一门心思地向东亚、东南亚国家施加压力。可以说，美国的打击目标此时已十分明确、深思熟虑、一心一意。 从危机一开始，“管理”这场危机的两大领衔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政府就软硬兼施地轮番施加压力，落井下石般地要求亚洲各受害国完全开放金融市场。 这些举动让人匪夷所思，甚至让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深感震惊。他忍不住记下了自己的感受： “我很震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要以如此的劲头推动东南亚在危机中开放金融，尽管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理论与证据指出，这样做有益于其经济稳定，倒是有恰恰相反的事实。” 国际金融市场业内人都明白：在这个“危机”时刻，滚滚资金通常会倾泻涌入美国金融市场，从而带来廉价的信贷，并推动美国股市，拉动美国的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来自东亚、东南亚的庞大财富也会在这些国家被打得屈膝下跪后，被易如反掌地收进美国的口袋中。而且，这次金融风暴似乎是专门为东亚、东南亚国家设计的。 亚洲国家拥有高储蓄率，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几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也使这些国家拥有相对较强的经济应对能力，因而80年代拉美被债务陷阱袭击的一幕，很难在亚洲国家上演。 但亚洲国家却有一个容易被袭击的短板：二战后数十年间，亚洲国家采取“出口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严重依赖出口，而且面对货币急剧波动具有致命性的脆弱，尤其是这些国家的货币都主要与美元挂钩。 实际上，及至克林顿政府入主白宫，各种花样翻新的金融、货币危机技艺早已炉火纯青，并屡试不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不仅沉重打击了亚洲诸多国家，也如同一场传染病，蔓延至俄罗斯、巴西等国。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亚洲金融危机清晰显示了，允许外资轻易地、突如其来地自由进出一个主权国家，无疑是在埋下一个个定时炸弹，对于任何主权国来说，这都是一场迟早要爆发、难以控制的危机。 危机被引爆后，欧美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计制订了所谓“一揽子救援计划”。 这些“救援计划”附带的条件是如此苛刻，是十足的“落井下石”，是一副副毒药偏方，会让亚洲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同时，引发社会冲突与政治动荡。但“施救者”却异常宁静地坐观这些国家社会动荡、战火遍地燃烧蔓延。 亚洲金融危机时泰铢严重贬值，如同草纸 泰国成为此次金融袭击的首选目标，恰恰是因为它当时是这个区域最开放的经济。经过多年的软硬兼施，泰国当时被成功诱导进入“开放型”金融体制，而“开放” 则为泰国引入了一枚枚定时炸弹。 来源：西陆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