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日报网络版，2007-07-09
“知青”蔡东士三十年前赴考记： “成分”让位于考分 1978年初春，老树吐新芽。“新生”蔡东士站在中大康乐园孙中山塑像前，仰望沉思。 此情此景，似曾经历。 1968年，“文革”暴风骤雨，“小红卫兵”蔡东士向井冈山徒步长征，顺道来到中大孙先生塑像前瞻仰。那时他看见的康乐园到处是热烈的气氛，激昂的人群，大字报漫天飞舞，老教授挂着黑牌……他甚至在日记里留下浪漫的一笔：“孙先生挥舞有力的手，像是支持我们决裂、战斗。” 十年间，蔡东士上山下乡，战天斗地。炒盐送饭，手长厚茧。转眼过了而立之年。 惊人的巧合，往往蕴藏着不可违逆的历史强力。 犹豫抉择 “右派”的儿子“高建兵”不敢报名 初中毕业考试，校长在政审里加一句“该同学父亲是右派”，让他落榜 1967年至1977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日报等各大报上常常刊登署名“高建兵”的文章。 “高建兵”，顾名思义，高州生产建设兵团。执笔者，湛江农垦局知青蔡东士，当地出了名的“笔杆子”。 但当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春雷般在全国响起时，蔡东士却把别人偷偷送给他的参考书给了在茂名工作的弟弟。 “我没有动一点报考的心思。”这是蔡东士当年的反应。这种“冷漠”来自“成分论”的烙印与伤害。 蔡东士的父亲是公社卫生院的老中医，深受乡人敬重。某个夏日夜晚乘凉，看到天上有流星飞过，老先生不禁高兴地问同事：“这是不是苏联的人造卫星啊？” 这段闲谈在后来反右派斗争中成为了主要“罪状”——把流星说成是人造卫星，这不是污蔑苏联老大哥吗？！是反革命！老先生就这样被打成了“右派”。 虽然一年就“摘帽”了，但“摘帽的右派”还是“右派”。年少的蔡东士很快就领教了“成分”对自己的影响。当年，他参加初中升高中考试，成绩在潮阳县名列前茅，却因校长在政审里面加了一句话：“该同学父亲是右派”，他落榜了。复读一年，蔡东士第二年才升上高中。 很长一段时间里，蔡东士不敢写入党申请书，推荐工农兵学员时从来不敢报名，更没敢想上大学。 母亲一再来信叮咛，这个机会难得，无妨一搏。哥嫂三番四次来信劝解，这两位“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在给弟弟的信中这样写道：“以前都是讲出身、讲成分、讲空头政治，今后要讲知识、讲学历、讲实际本领，你不要目光短浅，一定要念大学。” 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已经30岁的蔡东士。 但等到他去报名时，报名处连报名表都找不到了。正好宣传队有个人填表时填错扔掉了一张报名表，蔡东士就在这张表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就这样，总算报上了名。 有人说，当年恢复的高考并非十全十美，然而，较之于此前沉闷的十年而言，这一切足以令人高歌。它打破“血统论”，使“成分”让位于“分数”，让所谓“低人一等”的“黑五类”终于有机会抬头挺胸、“重新做人”。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即使是赤贫之子也有机会通过统一高考改变命运。蔡东士就是这样赶上了国家统一选拔人才的快速列车。 奋力备考 熬夜10晚减了10斤瘦骨嶙峋赴考 他几乎每场考试都第一个交卷，监考老师以为不会答。还“安慰”他 今天参加高考的年青人，也许很难想像三十年前的考生备考的情景。 直到考前最后十天，蔡东士所在的农垦机关不停地给他“压担子”。白天，要写学大寨的材料；晚上，要照顾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天天煮米糊，深夜才能匀出时间复习。 那时电力供应紧张，晚上十点即停止供电。每晚，蔡东士和许许多多考生一样，点着小煤油灯，在微弱的灯光下读书。 没有复习材料，他也和别人一样，千方百计从老大学生、教育局里弄来以前的高考试卷，相互传阅复习。 苦熬了十个夜晚，蔡东士瘦骨嶙峋去赴考。近一米七个头的他居然“苗条”得只剩92斤，足足比考前瘦了10斤。 十月份，新中国关闭了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打开，570万人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向考场。 那一年的考试，蔡东士几乎每场都是第一个交卷。 一答完就交卷，骑上单车就走。负责监考的湛江一中一位历史教师忍不住上前关心询问：“是不是不懂？你多想一会，还有时间，尽量地答吧。” 这位监考老师没有想到，这个骑单车的年轻人竟拿了当年湛江高考作文最高分。 然而，当时包括中大在内的几所国内名校一般都不录取30岁以上的文科生了。 中大中文系当年负责录取工作的有四人：中文系教授、党委书记、系主任和辅导员，录取“大龄青年”要四个人都通过，往往是一票否决。 中文系的苏教授首先发言，“这个学生语文成绩高。他所在兵团曾组织编写过散文集，出版了《丽日南天》等三本集子，收录了他的文章，我带大学生到出版社实习时，看过他的稿子，文学功底不错，一定要录取。”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蔡东士终于被中大录取。 个中曲折，蔡东士当时并不知晓，然而，命运就在这一刻得以改变。 其实，那一年改变命运的并不仅仅是蔡东士一位，就像这次录取的标本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蔡东士上榜本身一样，它意味着就在那一年，1977年，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才选拔制度从此逐渐从无序回归理性，从守旧走向改革，从封闭变为开放，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开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开始走上追求现代文明的振兴之路。 对此，蔡东士有其独特的感受：“一种制度的恢复，意味着对前种制度的否定。否定之否定是社会的又一进步。但不能由此否认在前种制度下照样有精英出现，工农兵学员中也不乏有杰出的政治家、学者专家、企业家。江山代有人才出，不信今时无古贤。这是铁的规律。” 校园生活 论文与老师观点相左却仍获高分 大龄学生常常挑灯夜读，誓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阔别校园十年后，“知青”蔡东士成为了中大中文系的一名学生。 那一年，他31岁了，穿着蓝色的裤子和军装到学校报到。一下火车，学校派来接车的76级女生小袁核对了半天才敢把他接回学校。 当时蔡东士班上最小同学只有16岁，整天喊他“蔡大哥”，蔡东士“逗”他：“你叫我蔡叔叔都不为过，我要早婚一点，孩子都跟你一样大了。” 有一次上课，有两个小同学来找蔡东士，他半天认不出是谁，后来才知道是母亲单位同事的小孩，小时候，他还曾抱过他们玩。没想到，和他一起进了大学。 经历了动荡坎坷，“大龄新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当时经常是挑灯夜战，个个勤奋苦读，誓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蔡东士说。 抢占图书馆成了77级学生的特色之一。从早到晚，可以说是争分夺秒地用功。每天一大早，蔡东士就赶到学校门口的珠江边上（现中大北门广场）捧书苦读。 校园里，“文革”时期被彻底遗弃的自由学术风气开始复兴。 有一次上写作课，讨论一部当时还被认为是反动的电影，蔡东士的论文与老师的观点完全相反。可授课的老师在他的论文上写下如下批语：“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你的论证很有力。”这篇论文还拿到了96分的高分。 进校没多久，蔡东士当上学生会主席、省学联主席，但对学习，他不敢有一丝懈怠。“作为学生干部，功课如果落下，说话也没有威信。”因为买早餐的时候要排长队，很多人都插队，如果学生会主席也插队就影响不好，为把排队的时间省下来读书，蔡东士索性连早餐都不吃了。 虽说是带薪学习，但蔡东士当时的工资每月只有34元钱，还要养小孩，日子过得苦。他平时不舍得花时间花路费回家，到了寒暑假回去，从广州到湛江的车费是11块钱，这对于蔡东士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于是一到期末考试时，大家就到处打听有没有顺路车可坐。经常等到大货车到了，一帮男女同学就跳上去，铺点稻草躺在上面：“回家咯！”满心欢喜，可咣当咣当地回到湛江，发现谁也不认识谁了——每个人都满脸灰尘，黑呼呼的。 恢复高考后，整个社会读书氛围浓厚，日子过得苦些，可大家乐在其中，情绪高昂，对未来充满信心。 “77级”后话 毕业那年，很多扇门同时向蔡东士打开。 国家在经历了10年的等待之后，对人才的需求已到何等饥渴的地步。 蔡东士放弃了所有的热门单位，甚至连副厅级待遇都没有打动他。 “我说我就是要干我的业务（新闻）。”就这样，1982年，蔡东士被分配到新华社广东分社当记者。 六年后，省委的一纸调令又结束了他的记者生涯。 当时领导找他谈话，蔡东士再次明确表示想继续当记者。领导说，你业绩优秀，两年内两次破格提拔，这是“坐火箭了”，工作需要，你还是去报到吧。 于是，蔡东士走马上任，当了省委办公厅副主任。 如今，在广东的政坛上，蔡东士成了一个很有分量的名字。他连续担任四届省委办公厅主任、秘书长，先后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广东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他在省领导的位置上不忘艰苦岁月，珍惜新的生活，殚精竭虑，勤政为民。 “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您没有上大学，人生会怎么走？” 蔡东士毫不犹豫地回答——高考，对我的发展是决定性的，对国家的发展也是决定性的。邓小平提出恢复高考，实在是石破天惊的壮举，这是民族和时代的拐点。 来源：腾讯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