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6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突然造访浙东，袭击了位于舟山群岛的佛教圣地普陀山。不仅将几座寺庙的财产洗劫一空，还把院门内的大钟也掳掠至巴达维亚总部。对于熟悉早期西方殖民史的读者而言，这种并不普遍的的举动多少显得有些诡异。因为除香火旺盛的寺庙外，当地并无繁华港口与交易市场。 但通过梳理当时舟山群岛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局势变迁，我们便可洞察出该事件背后的潜藏因素。这些临海而建的普陀山寺庙，极有可能被台湾郑氏家族与日本幕府间的贸易所牵连。这才成为荷兰人的进攻目标，并为名义上已统御当地的大清王朝所默许。
屡遭遗忘的普陀山
17世纪 荷兰人笔下的浙江省与舟山群岛 早在欧洲人初涉远东之际，就对普陀山的宗教圣地定位是有所认识。最晚在16世纪40年代，位于舟山群岛南端的六横岛，已成为无数葡萄牙冒险家所向往的双屿港。他们经常以私人身份组团前往，同来自闽越、吴越、日本和琉球的海商团体完成贸易。甚至还有少数人继续向北航行，目睹过有竖立在山顶寺庙的佛像，并在点滴记载中留存下来。 但在严守海禁政策的明朝中前期，始建于唐朝的普陀山已多次遭遇整体性破坏。早在朱元璋争夺天下在1386年，就为打压宿敌方国珍的旧部，特意命手下上岛进行烧殿毁佛行动。虽然寺庙在1488年得以重建，却很快又在1522年后因官军和倭寇的频繁冲突而再度被大面积放弃。加之六横岛上的双屿港也在1548年被明军捣毁，人烟更为稀少的舟山便无力撑起普陀山圣地的供养负担。直到万历皇帝执政的1605年，才终于开启缓慢的复兴历程。此时的葡萄牙商船，也已拥有非常稳定的澳门-长崎航线，便不再需要中途停靠舟山。
明军偷袭双屿岛前后 普陀山就因局势紊乱而再次遭放弃 相比之下，稍后抵达的荷兰人就更无动力探寻浙东海岸。特别是在其抵达远东的早期，主要将葡萄牙与西班牙竞争者视为主要目标。因此，几乎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局限于广东和福建，意在夺取澳门并截断从厦门到马尼拉的白银供应链。然而，本土的郑氏家族突然蹿起，让设在台湾的东印度公司基地开始变得岌岌可危。虽然双方并没有立刻撕破脸皮，却已经在海峡两侧和日本市场展开了激烈争夺。只不过在当时，前者忙于将自身融入明朝的官营经济体系，后者则致力于将西葡对手挤出印度、锡兰和南洋群岛。所以才维持着短暂和平，并将北方的普陀山给暂时忘记。 不过，所有平衡皆因明朝的最终灭亡而被打破。公元1645年，大股清军沿大运河南下，迅速将毫无战力的南京福王政权给轻易扑灭。远在福建的郑氏集团，便迅速建立起以唐王为核心的隆武政权，并直接成为小朝廷的中流砥柱。但包括首领郑芝龙在内的几位头面人物，都只把拥护南明看做是发展壮大自身的一次风投机会。于是就借助福建地方派与浙江鲁王政权的固有矛盾，打着反清复国的名号北上，用军屯手段进占舟山，并尝试以财政补贴来牢牢控制对方。结果却与支持鲁王的浙东地方派发生矛盾，以至于在大敌当前的恶劣局势下，还忙里偷闲的在群岛间爆发过内战。
以舟山和浙东为主要地盘的 南明鲁王政权 当然，对于早已退居幕后许久的舟山群岛来说，乱世降临也是其再度发达的一个机会。在经历了大批难民涌入的困难期后，原本已趋于荒废的很多岛屿又重新获得开垦。坚持抗清的浙东义军，也需要通过贸易等手段来获得生活物资。因而重新打通了位于浙东与闽越之间的近海航线，并将辐射范围延伸至澳门、台湾与日本三地。特别是自古就以水路联通当地的后者，还一度被南明视为最大的求援对象。无论浙东人居多的鲁王政权，还是福建人为主的唐王势力，都曾派人向德川幕府借兵和索要军火。至于早就有日本关系的郑氏，更是在此类外交活动中表现活跃。尽管最终都没等来东瀛大兵的增援，却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要维持日本市场的坚定决心。 到了公元1651年，清朝水师在舟山海战中大获全胜，从而顺利将这片孤悬于浙东大陆外的群岛纳入治下。但屡禁不止的沿海走私，还是让小股义军能继续在各岛礁间保持存在。南方的郑氏集团也因唐王政权覆灭后，只得退回厦门与金门两岛再做抗争，便继续将贸易航线联通到当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素来是佛教圣地的普陀山便地位飙升起来。因为地理位置正好是群岛最东端，不容易为定期巡航的水师所彻底封堵。加之岛上土地全都为寺庙所持有和管理，便自动成为反清力量的走私中转站。
登陆舟山群岛的清军水师部队
多方势力的补救行动
古代普陀山的地势模型 事实上，早在佛教刚刚走出印度的公元1世纪，寺庙便是自带商站功能的洲际中转站。大批僧侣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将自己的商业体系随信仰一同带往中亚与东南亚。最后又顺势进入中国，成为拥有相当特权利益的地方庇护组织。其中的水路部分，便是普陀这类依山傍水的东南沿海圣地。繁盛的香火更是传承至今，成为各地风景区内的重要旅游资源。 但在北宋攻灭吴越与南汉王国后，各沿海寺庙的特权被大幅度削减。随后又是伊斯兰商人在印度和东南亚的后来居上，让这些停留在远东的佛教商业体系都趋于瘫痪。不过，依靠朝廷补助、香客捐赠或所属土地供奉，依然有强于普通村舍的经济实力。僧侣中也不乏某些精通医学、文学、翻译和冶炼工艺的技术人才，努力与周遭的世界保持协调，顺便维持住自己脚下的那一亩三分地。特别是在四面环海的多山孤岛，寺院的营生和自我维持能力还要更为突出。而由明清易代所早就的特殊时刻，也彻底激活了被潜藏许久的商贸功能。因此，当满清朝廷在1655年开启大规模海禁，还反向强化了普陀山的经济地位。
普陀山恰好位于群岛的东部孤立位置 与此同时，困守厦门的郑氏集团已因海禁影响而每况愈下。最终迫使年轻气盛的二代领袖郑成功铤而走险，在1659年开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北伐行动。在张煌言率领的浙东士兵带路下，短暂占领沿途的舟山，并将战火一度烧到接近长江中游的芜湖。然而，随着郑氏主力在南京和崇明岛上接连溃败，清军也再度夺回了群岛控制权。唯有普陀山依靠圣地优势维持现状，继续充当海禁铁幕下的小小缺口，维持着少量浙东义军的物资供给和对外联系。只是因清廷在1661年再度强化海禁尺度，迅速表现出杯水车薪且日益艰难。 到了1662年，走投无路的郑成功终于将目标转向台湾的荷属福摩萨领地。利用守军松懈和东印度公司的不重视态度，成功将热兰遮城变为自家的东宁府。但依旧在温州水域坚持的张煌言，却对这样的选择颇有微词，觉得这是为一己私利而浪费了增援西南桂王政权的宝贵时间。言下之意，也是希望对方继续提供支持，好让自己的人马至少在舟山站住脚跟。但从郑氏集团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要求无疑很难获得多数成员认同。
率军登陆台湾的郑成功 当然，台湾岛控制权的易手，也让荷兰人与郑氏集团的关系彻底决裂。当时的东印度公司，已经成功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马六甲、锡兰岛与香料群岛的贸易据点，并利用岛原之乱的恶劣影响将之逐出日本。因而，每年至少有7艘大型商船要走台湾海峡造访长崎。郑氏集团则在完成横刀一击后，已完全具备阻断其商业航运的地利。同时，迁往台湾的福建商人，因海禁影响而加重对日本市场的依赖，继续利用老关系在日本与荷兰人保持竞争态势。从而也具备了在海峡上拦截东印度公司商船的充分动力。于是，巴达维亚当局迅速向控制大陆的满清朝廷抛出橄榄枝，并且积极组织舰队准备反攻台湾。 公元1663年，17艘武装商船由舰队司令博尔特率领开往福建。在途径台湾北部的基隆时，专门派出300名陆战队员重新占据先前被自己放弃的旧要塞。至此，东印度公司正式开启自己的补救行动，并在当年冬季的海战中帮清军夺取厦门与金门两岛。作为集团第三代领袖的郑经，则只能为继承权而彻底放弃大陆沿海，集中全部精力回台湾发动内战。稍后更是为当地的恶劣气候与物产贫瘠而发愁，只得招揽英国和西班牙商人到自己地盘做买卖，苦苦维持自己在日本市场的中间人角色。
互为犄角的荷属福摩萨和长崎出岛贸易站
一口大钟的心酸传奇
出现在日本长崎的荷兰与中国商船 事已至此，东印度公司与郑氏集团的摩擦纷争，便顺着商路北延至舟山群岛。虽然前者的大型盖伦帆船拥有续航力优势，可以不经停靠就从爪哇岛直接航行至日本。但后者的船只技术就较为落后，又因缺乏货物而还必须从浙东走私到部分大陆物产。因此，许久没有战乱波及的普陀山，便成为荷兰人眼中的众矢之的。 公元1665年，博尔特再度率领武装商船队抵达基隆，并将北方的普陀山也当做本次出航的攻击对象。尽管目前已没有关于荷兰人此次北上突袭的兵力记载，但其规模和舰船火力无疑都强于寺庙扎堆的小岛僧侣。哪怕郑经可能在当地安排有武装看守，也很难在巨大差距下挽狂澜。于是，登陆者便在岛上横行无阻。先是用舰炮击毁坐落于山顶的观音雕像，接着又纵火将最主要庙宇普济寺的大分部建筑焚毁。同时还不忘将收藏于各寺的金银、货品和文物都劫掠一空，其中就包括了法雨寺内的一口大钟。随后又将其带回巴达维亚，作为战利品悬挂在城门上做公开展出。
在远东海面横行无阻的东印度公司船队 面对荷兰人的挑衅之举，海峡两岸的满清与郑氏集团都没法予以直接回应。前者正好处于康熙皇帝登基之初，内政外交都由鳌拜等顾命大臣所把持。相对于小皇帝后来的凡事亲力亲为，这些旧满洲贵族的处事风格更为随性。例如容忍吴三桂、尚可喜与耿继茂的汉人藩王势力，也比较强调因俗而治和借力打力。红毛夷的举动无疑是帮其削弱对手，自然没有任何追责和讨要说法的意思。后者则因台湾本地木材质量欠佳，无法再制造出合格的大型海船。只能在隔年出动40艘小船+6000士兵+4门大炮，围攻只有300欧洲雇佣兵驻守的基隆。结果却屡遭挫折，不得不退回南方再从长计议。 公元1668年，东印度公司出于经济回报率核算，最终将驻守台湾的武装人员全部撤出。困守东宁府的郑经，也放弃了继续在浙东地区高走私的高成本运营，转而从日本直接招揽商人到基隆定居。但终究是没能在岛国市场上力压荷兰对手。在这轮风波中被摧毁的普济寺，则一直到该世纪末才重新获得修缮。当初被掠往巴达维亚的大钟，也在1699年的地震中被埋入废墟。直到1724年，才被当地人重新发掘出来，并由移民当地的福建商人出钱赎回。最后在1729年由荷兰商船运抵广东，几经周转才重新安放回法雨寺中。
荷兰人笔下的中式庙宇和神像 此时，当初参与突袭的士兵已大都作古，而联手酿成悲剧的各方势力也基本偃旗息鼓。坚持抗争的张煌言，早在1664年就因心灰意冷而解散部队，并很快被官府捉拿处决。默许整个事件的鳌拜等旧满洲贵族，也都没能熬过残酷的宫廷内斗。郑氏集团更是在郑经死后不久的1683年，就被昔日旧部施琅给率军攻灭。至于来去匆匆的荷兰船员，也彻底失去了海上马车夫殊荣，反过来沦为后起强权的战略跟班。 那么以普陀山为代表的整个群岛呢？又经历了一轮过山车式的大起大落！从1684年起，清廷因郑氏消亡而暂停浙东海禁，并在后来将舟山作为招待英国商船的红毛馆所在。直到乾隆当政的1557年，才为规范帝国的内在布局而被迫闭关。虽然普济寺等佛堂的香火依然兴盛，却早已无法从根本上再促进海岛的经济发展。所谓帝国制的悲哀，大体上就莫过于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