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主要参考何新先生对于共济会、耶稣会的有关研究文章 第一场战争：壬辰倭乱 明朝万历中期，曾爆发一场对历史影响极为深远的战争：万历朝鲜战争，朝鲜称为“壬辰倭乱”。 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制定了一个难以想象的战争计划：先侵占朝鲜，再征服中国，然后谋取天竺，进而称霸亚洲。
1592年（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聚集十余万兵力，大举侵略朝鲜。初期势不可挡，朝鲜国土大片沦丧，后明朝决定援朝抗日，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多次展开激战，双方死伤甚众。历经二大阶段七年战争，最终日本战败。 战后，日本经丰臣秀吉统一的局面，重新沦为诸侯分裂的“战国时代”。 朝鲜与明朝同样遭受重创。朝鲜国死难数十万众，国力极为削弱。明朝辽东军精锐尽失，战斗力明显下降。由此导致建州女真的崛起（谁也管不住了），短短数十年间，努尔哈赤家族不断壮大，最终挺进山海关，夺取明朝江山，建立大清朝。 过往历史一般只注重中、日、朝这三国力量的研究，殊不知万历朝鲜战争还有第四只手：耶稣会。这个耶稣会，及其背后的共济会，对万历朝鲜战争有着极其深刻和直接的影响。 首先，从经济背景分析，正是共济会开启了全球性航海贸易时代，中日两国与共济会都有很大的贸易量。 众所周知，自明代洪武以来，日本武士便开始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掠和骚扰。 明中后期，随着明朝内部矛盾的尖锐和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倭寇问题日益严重，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侵袭大大加剧。 据日本学者考证，1552年，曾经受倭寇侵扰的有浙江、江苏、山东、福建等省，而江浙的定海、奉化、台州、温州等地则倭寇几乎无年不扰。兽迹暴行，遍及中国东南沿海各地。 何新指出：现在的国内史学多忽略了倭寇横行时代，也正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进入南中国叩门欲入的时代。在倭寇的身后，站着来自伊比利亚的犹太商人和商行。倭寇抢掠所得，主要是卖给西洋人。 据史料。16世纪后期耶稣会在远东各国的传教经费，正依赖于东洋南洋贸易线路获取的商业利润。耶稣会试图以天主教传教的方式，打开进入中国的大门。 当时日本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尾张国国主织田信长通过与西洋共济会做贸易，积聚了大量财富，于是展开大规模的兼并战争，成为当时日本首屈一指的枭雄。织田信长死后，其家臣丰臣秀吉继续扩张战争，终于统一日本。 在这种情境下，发生了耶稣会和西洋商人与日本武士以侵华为目标的合谋与共谋。 1586年，日本权臣丰臣秀吉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征服朝鲜与中国的疯狂计划。这个计划迅速传到西洋人手中，使耶稣会士看到了实现梦想的曙光。 据记载，这一年5月4日，丰臣秀吉召见日本的耶稣会长科埃略神父，对他透露了这一疯狂的计划。他要求耶稣会传教士们为他斡旋，向葡萄牙人租借大型战舰，以帮助他实现这一计划，并许诺成功后，以允许天主教在整个中国的自由传教作为回报。 据担任此次会谈翻译的弗洛伊斯记述： “……他（丰臣秀吉）还声称，他已经征服了日本全国，并达到今天的首相地位。 由于日本国内的金银充分，所以他别钱财无所求。唯一挂念的，只是死后对自己名声和权势的评价。 他说，他已经下定决心，在安定了日本的事后，会让位于他的兄弟美浓殿（美浓守秀长），而自己渡海去征服朝鲜和中国。 为此，正砍伐树木，准备修造二千艘船，准备用这些船运送军队。 他要求神父帮助他，调拨二艘武力装备齐全的大型帆船。并声明这不是赠送，他会支付相当的代价。他希望（这些帆船）装备必要的炮火设备，选择优秀的船员，他将给予他们支付银子。 ……他说如果成功地使中国人归顺，他并不希望留在该地或是占领那些土地，只是希望将它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到那时，将在各地建造教堂，命令所有人都归依我们的圣教，然后他会返回日本。” 丰臣秀吉的话，令耶稣会士们非常兴奋。 耶稣会特使范礼安于1591年第二次访问日本。这位代表教皇来东方的大员，向刚愎自用的独裁者丰臣秀吉赠送了一套意味深长的礼物。它们是： 两领米兰制的华丽铠甲，两支带有黄金饰物的银剑，两支在日本从未见过的火枪，两柄短剑，一顶非常美丽的野战帐篷，一头高大的阿拉伯马（另有一头死于途中）及全套鞍具，四幅珍贵的油画。 除了那四幅油画可能与传播天主教信仰有关，其它的礼品都是西洋军事装备的展示。 而这些不同寻常的赠礼，暗示着教皇对其远征中国计划的支持与期望。 范礼安投其所好的特殊礼品深得丰臣秀吉的欢心。他的这次访问，成功地改善了日本教会在日本的处境，使之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高峰期。 1587年6月26日，西班牙菲律宾总督贝拉博士在写给西班牙墨西哥殖民地副王马克斯·德·比利亚马林克（Marques de Villamanrique）的信中，兴奋地告诉他： “去年（1586年），载着小麦、小麦粉、马匹以及其它货物的船只从日本来到这个群岛。 ……这艘日本船的船长是平户之王的家臣。这个王是日本要人中最有才干与英知的人物。 他告诉我，自己前来这里，是为了与我们互为知己，打开彼我之间的交通，但主要目的，则是平户藩王及作为其朋友的另一位基督徒藩王（小西行长）准备用很少的费用，将充分武装的士兵们派往文莱、暹罗、摩洛加，或是敌国中国。 他还告诉我，这样做只是想效忠于西班牙国王陛下，并希望获得功名。 虽然自己麾下只有500名士兵，但愿意听从差遣。这是他本人的正式表态，他是一个慎重而且经验丰富的人，他告诉我，从日本很容易征召6000名士兵，并向我说明筹办事宜。我相信他说的这是真实的。” 信中所说的平户藩王是九州大名松浦法印。他当时正面临着丰臣秀吉的强大压力。为了在群雄逐鹿的战国年代中争取有利的地位，他一直与葡萄牙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通过他们从对外贸易中获得丰厚的利益。 信中提到的那位“另一位基督徒藩王”，就是曾担任进攻朝鲜先锋官的小西行长。 1588年3月1日，葡萄牙奥古斯丁会士弗朗西斯科·曼里克（Francisco Manrique）在从澳门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说： “如果陛下准备用战争攻入中国，并占领之，那么陛下应设法动员日本的诸藩王。 虽然日本的基督徒藩王不过四人，但他们可以驱使超过10万名日本士兵，如果由他们指挥我们的军队，是很容易占领中国的。因为日本士兵极为勇敢而大胆，而且非常残忍，令中国人非常害怕。” 耶稣会士在日本，最为常用的手法便是利用日本国内诸侯纷争的分裂局面，拉拢少数地方大名，通过他们的改宗，扩大耶稣会教会的势力。 在后来丰臣秀吉宣布禁天主教命令后，依赖这些皈依天主教的“大名”的庇护，耶稣会在日本一些地区一直继续存在和活动。 何新评论：因此，有明一代祸害中国东南沿海和东部的倭寇之祸的身后，我们可以看到伊比利亚犹太商人、商行以及耶稣会教士们的身影。 【笔者点评：没有与共济会贸易获得的巨额利润，没有共济会带来的先进西洋武器，丰臣秀吉不可能统一日本 ，也不可能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因此，万历朝鲜战争，可以看作共济会资助和帮助下的、以侵华为目的的代理人战争。】 第二场战争：明荷海战 何新共济会史料：明朝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共济会）的海战 【何新按语】 深刻影响和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是一家西方“民营”的殖民公司——东印度公司。该公司是共济会金融资本控制的历史上第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其主体是犹太金融家和“改宗”(改信基督教的)犹太商人。 东印度公司是一家武装贸易公司，其资金全部来自共济会和圣殿骑士团的集资。其任务是在全球开拓殖民地、寻找黄金、原料和商业贸易。 东印度公司是历史上最早的全球跨国公司，17世纪初在英国由共济会的犹太商人和改宗犹太商人通过伊莉莎白女皇特许组建，从事对印度的征服、殖民地贸易和管理。后来在丹麦、瑞典、荷兰、法国都组建有同名的公司。 在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曾经是其中资本力量最强大的一家。 16——17世纪，共济会首先通过教廷派出多批耶稣会人士进入中国搜集情报和进行传教，同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大力开拓对华贸易，武装海盗联合来自日本的倭寇，对福建、广东沿海进行掠劫以及海盗封锁和敲诈行为。 在此时间，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福建沿海的海防力量发生多起交战行为，双方规模较大的两次作战，一是发生在1624年长达半年的台湾海峡海战，二是1633年7月（西历）发生在福建金门料罗湾的海战。此战持续3个月，最终以郑芝龙指挥的明朝水师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结束。 17世纪明朝后期社会陷入危机，西方殖民主义从海上、陆上对中华帝国进行宗教渗透和军事入侵的试探，但因当时中国国力尚强，皆已失败告终。 海上，明朝海军屡次击败荷兰远东舰队，巩固了在台湾海峡及东南亚海域的主导权。陆上，清初中国陆军取得雅克萨战役的胜利，击败沙俄远征军，确定了中国在东北亚大陆的支配地位。史家认为这两场战争为中国赢得了近200年的和平发展时间，方造就了帝国时代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康雍乾盛世。 但明清以来，中国思想观念及科技已经严重落后于经历过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后的西方，在错误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战略思想和政策的统治之下，国家长期不重视国防建设，海军、陆军及科技武备全面落后于西方。 鸦片战争前，中国GDP一直居世界第一，高出同期英国GDP的3倍以上。但是，1840年清朝在与共济会系统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鸦片贸易进行的数次战争中，被彻底击败。从此中国几乎全面分崩离析，解体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直到1949年。 崇祯明荷海战 - 基本信息 日期：1633年7月14日起至10月22日 地点：福建各地，主战场为中国（明王朝）厦门附近海域 结果：明朝战术胜利，荷兰战略胜利 参战方 ：明朝水师荷兰东印度公司刘香、李国助 指挥官 ：明朝： 郑芝龙 张永产 高应岳 王尚忠 刘应宠 汉斯·普特曼斯 海盗刘香 海盗李国助 明军舰队： 重型战舰50艘(加装英国炮) 中小型各式船舰100艘 荷军20艘船舰（1300人） 海盗军50艘 伤亡 ：200艘各式船舰，阵亡86人，受伤132人，数十人伤亡，116人被俘，4艘船舰遭天灾以及明军击毁， 崇祯明荷海战 - 背景 此战距离壬辰倭乱已有三四十年时间，共济会本身已发生了很大改变。其大本营由伊比利亚半岛迁移到了荷兰。共济会与明朝的战争，于是就表现为明朝与荷兰的海战。 共济会的目标是实现自由贸易，要求明朝打开所有海港。而当时明朝的政策是：只开放一个海港：福建月港，以便于收税、抑制走私。对于大陆舰船与共济会（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展开贸易，也有许可证限制。 荷兰不能达到目的，于是就打起来了。 崇祯明荷海战 - 战争过程 崇祯六年，即公元1633年的明荷海战，是以“七七事变”开始的，这一年的7月7日，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率领13艘荷兰战舰，在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也没有进行任何事先宣战的情况下，就向明朝管辖的南澳（今广东省南澳县）发动了突然的进攻。起初，荷兰方面认为凭借先进的大炮武器和性能优异的快速战舰打败中国是十拿九稳的。但荷兰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将要面对的敌人，并不仅仅是腐朽的明朝正规的海军，还包括一支新近崛起的强大民间武装力量──以郑芝龙为首的郑氏海上集团。 南澳一战，明军南澳把总范汝耀受重伤，17名明军将士阵亡，而荷兰方面亦有相当伤亡，不得不解围北上。7月12日，荷兰舰队来到厦门，此时南澳战斗的消息尚未传开，明军厦门守将张永产正在泉州操办器械，郑芝龙也正在福宁（今福建省霞浦县）剿匪。因此荷兰舰队趁中国方面实际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下，一举烧毁和击沉了停泊在厦门港的15艘中国舰船，并封锁了厦门湾，威胁中国方面解除海禁，开放对外贸易。 7月26日，荷兰再度进攻厦门，厦门守将张永产和同安知县熊汝霖督率明军迎击，荷军败退，10余名荷兰士兵被杀。明朝海军追至外洋，因风向不利被迫撤回。败退的荷兰海军在海上游弋二十余日，不敢再攻厦门，于是转而从料罗湾进窥海澄县（今福建省龙海市），海澄知县梁兆阳率兵夜渡金门浯屿，袭破荷军，焚其小舟三艘，俘获五艘。浯屿之战后，荷兰人由于接连吃亏不敢贸然进犯，明朝地方官员也在等待朝廷对于这次冲突的处理意见，因此，在整个8、9月份的台风间隙里，明荷双方只保持小范围的接触。 9月22日，崇祯皇帝向福建巡抚邹维琏下达严惩荷兰的谕旨。10月12日，邹维琏自省城抵达漳州，组建了由其亲自担任督军的以郑芝龙为先锋，高应岳为左翼，张永产为右翼的参战部队。在明军积极备战之时，荷兰人也不敢怠慢，他们招来了郑芝龙的对头──拥有50艘海盗船的大海盗刘香为增援。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双方重兵集团互相搜索，互寻战机。直到10月22日，最终爆发了料罗湾大战。 这是一个寂静的黎明，得到可靠情报的明军150艘战船悄悄开到了金门岛南部的料罗湾口，在那里，正停泊着“荷兰──刘香联合舰队”的全部主力。当发现明军来袭时，荷刘舰队匆忙摆开了一个荷兰战舰居中，刘香海盗船四散策应的防御阵形，明军舰队则在料罗湾东南角展开，以郑芝龙部队为先锋，顺东风采取了“两路突击，黑虎掏心”的战术。按照事先的布置，明军主力部队全部直奔荷兰舰队，只以辅助部队对付海盗船。同时，他们采用了荷兰人在欧洲战场上从未见过的打法──火海战术。明军150艘战船中，只有50艘是炮舰，其余100条小船均为火船，随着一声令下，在炮舰火炮的掩护下，一百条火船蜂拥而上。在这种情况下的战斗，结果不会有什么悬念，一阵喧嚣过后，参战的9艘荷兰大型战舰中，两艘刚一开战即被火船搭住焚毁，另外两艘则在炮战中被硬碰硬的击沉，此外又被俘1艘，其余4艘则在受重伤后逃走。而参战的刘香50艘海盗船，全军覆没在了料罗湾。料罗湾大战后，明军乘胜追击，又连续与荷兰海军发生了若干次小规模海战，一直打到荷兰不敢再骚扰中国沿海为止。 崇祯明荷海战 - 结果 虽然明朝宣称胜利，但东南海权自此落入郑芝龙一人掌控。荷兰方面，东印度公司在此之战明确认知其于与明朝武力差距，放弃以武力方式解决与中国间的贸易问题，而郑芝龙在战后对荷兰方面的善意回应使得荷兰放弃与刘香等人的合作，转回与郑芝龙合作的贸易模式。荷兰在此战役对中国的损失丝毫不须赔偿，并且还得到了郑芝龙方面稳定供货保证，可以说达到了原先设定的作战目标。自此之后东印度公司与中国（郑芝龙）方面维持稳定的贸易行为直到明朝灭亡为止。 （2012-02-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