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间是三中全会的七倍，的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理解，何以五天的全会能开得那样成功。 邓小平无疑是会议的核心和灵魂。他在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肯定毛泽东的功绩，遏制并纠正了错误的倾向。 对“文革”等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邓小平还为此专门找许世友等九人谈“过关”问题、大局问题。 邓小平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实际确立于此时。 邓小平和外国人的两次谈话 1978年11月2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北京市委林乎加、贾庭三和团中央韩英、胡启立汇报并做了指示后，邓小平26日会见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同日晚日本时事社就自东京发出电讯，美联、法新、合众、路透四大西方通讯社当天根据日本通讯社的消息做了转播。邓小平11月27日又会见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回答了诺瓦克提出的一些问题。
小平同志接见日本人的谈话，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在28日就印发给会议的出席者；刊载与诺瓦克谈话的外交部新闻司27日编印的《外国记者情况简报》，会议秘书组也发给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出席者。在这个时候（未记准时间）常委听各组召集人的汇报，有一位常委问邓，他同日本客人讲的那十九条，可否向干部传达，按照这个精神对群众工作。邓小平回答说：“那个谈话，（日本记者）概括得基本正确。”华国锋做出决定：邓小平同志与日本人谈话可以传达给下面。常委听汇报的会上这些讲话就传达到各分组。邓小平与外宾的谈话，主要内容是讲“天安门事件”的。 在同诺瓦克的谈话中有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部分。在国内问题部分中讲了“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对彭德怀重新评价问题”、“驳斥所谓权力之争”、“关于大字报和安定团结问题”。在第三个部分中邓小平说： “可以告诉你（诺瓦克）一个背景材料。在确定中央领导成员时，有人要我当总理，我就首先表示反对。倒不是说我不可以当。当总理是累死人的工作。那时我已73岁，现在74岁了。搞不了啦。还是年轻一点的搞好，如华主席就比较适当。 “过去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是错误的。最近，北京市委重新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批准。（如果没有党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也没有宣布（重新评价）的权力。这不仅是党中央的意愿，而且是全党的一致愿望，是大家决定的。 “关于这个问题，党中央没有必要再做什么新的决定。毛泽东主席一贯主张‘有错必纠’。既然‘天安门事件’过去的处理是错误的，就必须纠正。 “‘天安门事件’的背景是‘四人帮’捏造的。人民群众有疑问，那时候毛主席为什么批准了（当时党中央的决定）。群众不清楚当时的情况。当时毛主席的病非常严重。虽然当时负责党中央工作的是华国锋主席（当时是副主席），但是，甚至连他也不能见到毛主席。只有‘四人帮’一伙能见到毛主席。当时，毛主席连话都说不清楚，处于不能判断或思考许多事情的状态。‘四人帮’利用这种情况，处理问题让人觉得好像是毛主席同意了。 “人民群众不知道这些情况，心里有疑问。因此，应当很好地说明这些情况。 “纠正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对此没有任何人表示异议。只不过是解决复杂的问题需要一定的过程，现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 “粉碎‘四人帮’后，要纠正的问题很多。不纠正这些，不仅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连维持现状也是困难的。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有信心。 “粉碎‘四人帮’，群众高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希望安定团结。 “党中央和地方领导，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没有安定团结，是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 “对‘四个现代化’全党百分之百赞成。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对安定团结，领导人百分之百赞成，全国百分之九十九赞成。这并不是表面现象。” 邓小平关于闭幕讲话稿起草的几次谈话 会议开了20多天，许多问题都已经提了出来。许多人已就这些问题做了发言。最后连中央人事和组织问题都提出来了，有的组还写了书面建议。中央工作会议到了该闭幕的时候了。闭幕会上，中央领导人当然要讲话。会议已经开过三次大会。除了第二次大会纪登奎做说明外，都只有华国锋一个人讲话。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后，叶剑英和邓小平就着手准备在大会上的讲话，而且找人起草。这一点是我以后很久才知道的，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并不知道。 闭幕会上，华国锋当然是要讲话的。除了他讲话之外，大家都认为邓小平和叶剑英一定会讲话，不可能不讲。 有一次听召集人汇报的常委会上，华国锋请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在闭幕会上讲话。这话传到西北组，组内同志认为“理应如此”。至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先念讲不讲话，没有人说；至于汪东兴，大家对他批评很多，在闭幕时不知道他准备怎样说，大家也在猜测。后来，在1978年12月13日闭幕会上讲话的有三个人：华国锋、邓小平和叶剑英，李先念没有讲，汪东兴则写了一个检讨性质的书面发言。 关于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稿的起草，我经历的事情、可以写的事情就多了。因为那个稿子是邓小平要我组织力量起草的，他对自己想怎么讲、讲些什么向我交代得很清楚。草稿写出来之后邓小平亲自定稿时，我也在场，也可以说参加了定稿的事情。 1997年《百年潮》的编辑韩钢到我家来约稿，我说到当初邓小平要我组织力量把他讲的想法写成稿子时给了我他亲笔写的三页提纲，而且把原件给韩钢看了。他说他和党史研究者都不知道有这个提纲，因而对他们来说是个“新发现”。 20多年来我一直珍藏这几页提纲，这本来只是为了纪念，并不想用它来说明什么。关于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讲话稿起草的情况，邓小平当然知道得最清楚，胡耀邦比我了解得更全面。比如邓小平曾布置胡乔木起草这个讲话稿但没有用这件事，我是很晚很晚才知道的。在邓小平、胡耀邦在世时，关于这个讲话稿起草的情况，用不着我去回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对这件事，活着的人中，我成了接触最直接、了解情况最多的人了。 会议议程过了一多半的时候，胡耀邦找我谈为邓小平起草在闭幕会上讲话稿的事情。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有七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所以加起来是八个问题。 邓小平正是根据这个提纲同我们谈起草讲话稿的事情的。我一直以为除了这个提纲和邓小平讲话稿的正式文本外，我手边不再有其他有关材料。最近我在翻我自己的“故纸堆”时，竟又意外地找到了几份当年邓小平同我们谈起草讲话稿和修改讲话稿时的谈话记录，这使我能更多地回忆起当时的一些情况。由此我想到不要轻视“故纸堆”，“故纸堆”有时能解决大问题。 邓小平首先说： 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 第一个问题是对会议的评价。他说： 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他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说，这个争论（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笔者注）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他指出：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现在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 他还说：目前主要反对空头政治，反对说空话。现在是正确的意见，也不落实，没有具体措施，一拖就是一年。要讲权力下放，讲讲千方百计，讲调动积极性。要利用每一寸土地，有一点土地种一棵树，有一块水面搞养殖，有一块草原种草。他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时说，这个矛盾只能靠价值法则及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要靠质量，质量好会销全国。 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他说：经济民主，重点不只是政治，重点是经济民主，有些要用法律，如民法，刑法，各种单行法，种树应该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他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还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要纠缠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他批评了人浮于事、拖拖沓沓的现象，还批评有几多如会议多等。邓小平提出：要学会管理，培养与选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规章制度。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也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农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再到百分之二十，城市百分之二十。邓小平说这样才有市场，本身就促进开辟新行业。要反对平均主义。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在批评了无人负责的现象后，邓小平说搞几定：1.什么项目，2.从哪里引进，3.定在什么地方，4.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么用？要打，打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搞人员核算标准。 小平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做了如此具体的谈话，我们这些起草的人就好办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我们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 初稿起草好以后送邓小平审阅。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邓小平又找我们谈过几次话，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见。我手边还有两份邓小平谈修改问题的记录稿。其中一份记录不完全，前面部分的记录稿没有找到。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谈到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总不能随便打击同志，对新事物采取支持鼓励态度嘛！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嘛！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越轨怎么办？这有个信任群众信任干部的问题。 他再次谈了开动机器的问题。他说：开动机器，一个生产小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健全党规党法，他说：党要有好作风，党的作风，无非那三个作风，它本身就是制止违法乱纪的。现在看来党规党法比国法还重要。经济民主这方面要强调，这里有权力下放问题，民主监督。讲了经济民主，选举不好，没有权力下放，党委随便干预也没有民主，也培养不出人才。 认真执行党章，权力义务都讲了。没有民主就没有法制。现在没有各种法，要逐步地搞，开始粗一点不要紧，不完善的可以逐步完善。植树造林没有专门法令，经济法规没有，普通法规就做起来，不要求一下完备（修改法律），单个地搞，各个地区搞。总之，没有法不行就是了。 谈到向前看，邓小平说对（犯错误的人的）过去不要求完备，自我批评不够，让他自己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改正。因为过去的问题太复杂，但（对）以后新的错误要严一些。 关于新的问题，邓小平说：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大量出现，特别是上层建筑一面，有规章制度，用人问题，有选人标准。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发展生产力是主要标准，否则什么叫政治上强？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还要展开，不要等上层建筑，从一个厂，从专业公司搞起，农村从公社搞起。改革有障碍，包括老干部，总的赞成具体反对。要以大局为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要说理。总之，方针明确，方法妥当，没有好的方法行不通。 邓小平谈了权力下放、责任到人的问题。他说：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打屁股不能乱打一通。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有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的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 谈到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80元少了，加到100元。城市带农村，大城市带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务行业，大有可为。他还谈了城市规划问题，举了新加坡的例子，说新加坡一个岛上都有卫星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应规划。 新加坡1500新元就有权买一套房子，5间房子70平米，相当半年工资，分期付款。日本奖金搞得好的相当半年工资，相当一部汽车。新加坡房租相当于工资的50％，欧洲日本相当于l／3。他还说，小生产众多的国家有问题，小生产习惯势力（稿子里）可以讲。 最后，邓小平讲到稿子短一些顶事，不能长篇大论，语言少些，干净利落一些反倒明确。他还希望修改快点，两天搞好，分寸恰当些。 另一次谈话是在稿子再次做了修改以后。邓小平肯定稿子由原来讲八个问题改为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同时要求开头或中间要讲一讲重点转移问题，他说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要不了多少语言，但这是个大前提，是总的东西。我的记录稿上还记有“重点转移的评价，新时期，真正反映”等字样。 谈话中，邓小平批评了把个人摆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两个凡是”重要。真正说来是上层建筑有问题，官僚主义是一个内容。权力过分集中，离开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脱离了组织，离开民主搞集中，这才是实质。 各级组织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各个组织一直到支书，权太大，不利。我们的制度不是鼓励支持人们敢想敢做。精神鼓励不够，物质鼓励不够。僵化的原因，是干得好干不好一个样，而且还得全票，不得罪人，大家却觉得可以过得去。 政府制度是这样，党内制度也这样，（因此）怪现象发生。邓小平特别提出要加写一段所谓追查谣言的问题。他说，这实际上是软弱，是神经衰弱的表现。还说打击报复是很恶劣的风气，必须制止、斗争。 邓小平还提出稿子要加写按劳分配的内容。他说：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领导干部，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是不行的，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个问题。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奖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车间。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养专家，专家这样一用就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为人造福就是政治标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