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1976年1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这首词汪洋恣肆、纵横万里，写于1965年5月，距作者初上井冈山的1927年，时隔三十八年。而词作正式与世人见面的1976年，离今天也刚好是三十八年。 1976年，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年份。
早前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开头就涉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剧中“接班人”华国锋的一句话引起人们热议：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布置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四人帮”便束手就擒。中国当代社会的命运，由此发生重大转折。 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生前“布置”过这一重要任务。但毛泽东对“四人帮”有一定程度的不满，倒是千真万确，他曾在多个场合对“四人帮”提出批评。只是，这些批评是否严重到要抓捕他们的地步呢？ “九一三”后重新洗牌 十年“文革”期间，作为执政党的中共经历了两次严重的“接班人”合法性危机。第一次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外逃事件。 “文革”之初，林彪是毛泽东最为得力的支持者之一，“文革”走向全面内乱，林彪的推波助澜起到极为恶劣的作用，期间不少著名“话语”，比如“天才论”、“政变经”、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都出自林彪之口。 随着“文革”不断深入，江青、张春桥与林彪既有通力合作，也有互相拆台。林彪事件后，江青势力一步步扩张，到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逐渐形成“上海帮”，也就是“四人帮”。 “亲密战友”林彪的叛逃，让毛泽东深受打击。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对年近78岁的毛泽东打击极为沉重。此后，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而经此突变，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文革”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怀疑开始取代狂热，毛泽东对之不会不有所警觉，也不能不抱有戒心。 毛泽东一方面恢复了部分老干部的工作和政治待遇，另一方面为防止“文革”遭到否定，他对“四人帮”也显得愈发倚重。林彪垮台被描述成“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又一个胜利”。在随后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继续推行极“左”路线并演化成“批林批孔批周公”。 对周恩来的批判，也导致“四人帮”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毛泽东尚能视事之时，他们还有所依靠，一旦毛泽东不在，局面如何变化就不好说了。年迈的毛泽东亦有为难一面--要维护“文革”政治和思想上的合法性，就不得不依赖于“四人帮”，可是“四人帮”除了执行极“左”路线和胡作非为外，实在不具备真正的治国能力，要维持偌大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基本运行，根本不能指望他们。 对实际上尖锐对立的“两派”，见惯政治风浪的毛泽东，不断努力进行平衡和再平衡。 于是，下放江西“接受改造”三年多的邓小平，经周恩来居中安排，于1973年初回到北京，被一步步推到前台。 起用邓小平，使“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受到一定压制。整个1974年，毛泽东多次批评了江青。在3月20日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写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7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直截了当提出告诫：“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又跟与会者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央有个“上海帮”，并且表示，江青不代表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尤其在当年10月“风庆轮事件”(编按：“四人帮”借国产远洋轮船风庆轮返国一事，发动针对周恩来、邓小平的所谓“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大批判)发生之际，先是王洪文赶赴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江青又于11月12日写信向毛泽东提及“政府的人事安排”。这都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度不满，当日即在江青的信上写下严厉的批示：“不要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一个星期后，11月20日，毛泽东再次发话：“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在路线政治斗争趋于白热化的情况下，每一条来自拥有绝对权威的毛泽东的意见，显然都十分重要。 政治角力中的邓小平 持续的“批林批孔”运动，使原本衰败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1974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为4024亿元，比上一年只增加了1.4%，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为0.3%，农业总产值增长为4.2%。除原油增长幅度较大，达到21%外，棉花、钢、原煤的生产均有所下降，财政收支方面也有7.7亿元的赤字。 1974年4月，经毛泽东首肯，复出后的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做主题发言。10月4日，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重新进入领导核心，同时又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的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顺利当选第一副总理，代替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而“四人帮”集团成员仅得到文化部、卫生部和体育运动委员会三个部长级职位。组阁企图遭到挫败。但此次大会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邓小平的工作因此受到严重制约。 1975年，是邓小平复出后施展拳脚，实行全面整顿的一年。 在经济领域，他要求整顿生产秩序，停止各地各单位的派系斗争，逐步恢复停滞不前的生产，首先从铁路部门开始，使铁路运输开始正常起来。在政治领域，整顿主要是以“解放老干部”为主，将许多因各种罪名蒙冤的干部从监狱、牛棚、农场解放出来，并部分恢复了他们的工作。此外，还包括文艺、教育、军队等方面的整顿，力争在全国范围内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仅仅一年的整顿，效果立竿见影，经济迅速回升：1975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增长了11.9%，达4504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6%，除棉花产量继续下降外，工农业主要部门全面增长。 在邓小平主抓经济和社会秩序整顿的同时，毛泽东没有放松在思想理论领域对“文革”路线的捍卫。1974年10月20日，他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专门谈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姚文元、张春桥为此先后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及《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文章，还先后发动了“反经验主义”“评《水浒传》”等运动。 “四人帮”积极推行极“左”路线，必然会与邓小平、叶剑英等坚持稳健作风的老干部们发生冲突。为此，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他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又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从这些批评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不满，但也很难说他有从政治上根本解决“四人帮”的意图。他的判断是：“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搞平衡起用邓小平，“四人帮”受到的最直接损失是，本来名义上主持中央工作的新“接班人”王洪文，被晾在一旁。 1975年11月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目标直指邓小平。 向左走，向右走？ 到1975年下半年，病体沉重的毛泽东依然把承认“文革”的合法性及延续其一贯路线，视为高于一切社会经济现实难题的关键。此时，侄儿毛远新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在多次汇报中直指邓小平有否定“文革”的迹象。 比如他在一次汇报中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编按：即谢静宜，与迟群同为“文革”时极“左”派人物，一度掌控北大、清华)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的一大堆。3.对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又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 还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些处处指向邓小平“命门”的汇报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很快就显示了出来。 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的四位领导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迟群、谢静宜的不少问题。由于信件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毛泽东批示道：“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四人帮”以此批示为依据，于11月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在发布周恩来逝世讣告时，控制宣传的“四人帮”规定报纸用很小尺寸刊登周恩来遗像，并想方设法限制对周恩来悼念的报道，这与当时周恩来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地位极不相称。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就在华国锋被任命当日，张春桥写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其中“去年的一号文件”是指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文件。张春桥这个“有感”，对中央人事安排的抵触情绪强烈。 2月25日起，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陆续向地方上传达，“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四·五”质疑“文革” 同样是1976年2月中下旬起，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 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文汇报》，删去了周恩来表扬雷锋精神的四句题词。3月25日，该报头版又发表《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一文，其中有一句十分拗口的话：“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两件事引起国内民众极度反感，纷纷对《文汇报》提出强烈抗议。 在南京，自3月24日起，大学生们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持续不断，且规模越来越大，这成为稍后“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导火索。3月30日，南京大学的学生用油漆和柏油将“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等标语口号，刷在驶向全国各地的列车车身上。当天，王洪文对《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王洪文的强硬表态，丝毫没有改变事态的发展方向。3月31日，南京街头再次出现指名道姓的大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这实际上已经将国内民众痛恨“四人帮”、厌恶“文革”的立场公开化了。 4月1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将上述情况定性为“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并要求彻查到底，揪出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 南京的抗议活动开始蔓延全国之时，3月30日，在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周恩来。4月1日，“天安门诗抄”中最著名的一首诗贴了出来：“欲悲闹鬼叫，我哭财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诗被“四人帮”方面列为“001号反革命案件”，受到重点追查。诗的作者，是来自山西的青年王立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