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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坠亡后大洗牌,为何邓小平成为最大赢家

2021-1-18 01:42| 发布者: | 查看: 243| 评论: 0|来自: 西陆网

摘要: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1976年1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这首词汪洋恣肆、纵横万里,写于1965年5月,距作者初上井冈山的1927年,时 ...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1976年1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这首词汪洋恣肆、纵横万里,写于1965年5月,距作者初上井冈山的1927年,时隔三十八年。而词作正式与世人见面的1976年,离今天也刚好是三十八年。

  1976年,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年份。

  早前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开头就涉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剧中“接班人”华国锋的一句话引起人们热议: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布置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四人帮”便束手就擒。中国当代社会的命运,由此发生重大转折。

  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生前“布置”过这一重要任务。但毛泽东对“四人帮”有一定程度的不满,倒是千真万确,他曾在多个场合对“四人帮”提出批评。只是,这些批评是否严重到要抓捕他们的地步呢?

  “九一三”后重新洗牌

  十年“文革”期间,作为执政党的中共经历了两次严重的“接班人”合法性危机。第一次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外逃事件。

  “文革”之初,林彪是毛泽东最为得力的支持者之一,“文革”走向全面内乱,林彪的推波助澜起到极为恶劣的作用,期间不少著名“话语”,比如“天才论”、“政变经”、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都出自林彪之口。

  随着“文革”不断深入,江青、张春桥与林彪既有通力合作,也有互相拆台。林彪事件后,江青势力一步步扩张,到王洪文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逐渐形成“上海帮”,也就是“四人帮”。

  “亲密战友”林彪的叛逃,让毛泽东深受打击。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对年近78岁的毛泽东打击极为沉重。此后,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而经此突变,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文革”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怀疑开始取代狂热,毛泽东对之不会不有所警觉,也不能不抱有戒心。

  毛泽东一方面恢复了部分老干部的工作和政治待遇,另一方面为防止“文革”遭到否定,他对“四人帮”也显得愈发倚重。林彪垮台被描述成“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又一个胜利”。在随后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继续推行极“左”路线并演化成“批林批孔批周公”。

  对周恩来的批判,也导致“四人帮”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得罪的人实在太多了。毛泽东尚能视事之时,他们还有所依靠,一旦毛泽东不在,局面如何变化就不好说了。年迈的毛泽东亦有为难一面--要维护“文革”政治和思想上的合法性,就不得不依赖于“四人帮”,可是“四人帮”除了执行极“左”路线和胡作非为外,实在不具备真正的治国能力,要维持偌大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基本运行,根本不能指望他们。

  对实际上尖锐对立的“两派”,见惯政治风浪的毛泽东,不断努力进行平衡和再平衡。

  于是,下放江西“接受改造”三年多的邓小平,经周恩来居中安排,于1973年初回到北京,被一步步推到前台。

  起用邓小平,使“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受到一定压制。整个1974年,毛泽东多次批评了江青。在3月20日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写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7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直截了当提出告诫:“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又跟与会者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央有个“上海帮”,并且表示,江青不代表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尤其在当年10月“风庆轮事件”(编按:“四人帮”借国产远洋轮船风庆轮返国一事,发动针对周恩来、邓小平的所谓“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大批判)发生之际,先是王洪文赶赴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江青又于11月12日写信向毛泽东提及“政府的人事安排”。这都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度不满,当日即在江青的信上写下严厉的批示:“不要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一个星期后,11月20日,毛泽东再次发话:“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在路线政治斗争趋于白热化的情况下,每一条来自拥有绝对权威的毛泽东的意见,显然都十分重要。

  政治角力中的邓小平

  持续的“批林批孔”运动,使原本衰败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1974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为4024亿元,比上一年只增加了1.4%,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为0.3%,农业总产值增长为4.2%。除原油增长幅度较大,达到21%外,棉花、钢、原煤的生产均有所下降,财政收支方面也有7.7亿元的赤字。

  1974年4月,经毛泽东首肯,复出后的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做主题发言。10月4日,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重新进入领导核心,同时又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的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顺利当选第一副总理,代替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而“四人帮”集团成员仅得到文化部、卫生部和体育运动委员会三个部长级职位。组阁企图遭到挫败。但此次大会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邓小平的工作因此受到严重制约。

  1975年,是邓小平复出后施展拳脚,实行全面整顿的一年。

  在经济领域,他要求整顿生产秩序,停止各地各单位的派系斗争,逐步恢复停滞不前的生产,首先从铁路部门开始,使铁路运输开始正常起来。在政治领域,整顿主要是以“解放老干部”为主,将许多因各种罪名蒙冤的干部从监狱、牛棚、农场解放出来,并部分恢复了他们的工作。此外,还包括文艺、教育、军队等方面的整顿,力争在全国范围内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仅仅一年的整顿,效果立竿见影,经济迅速回升:1975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增长了11.9%,达4504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6%,除棉花产量继续下降外,工农业主要部门全面增长。

  在邓小平主抓经济和社会秩序整顿的同时,毛泽东没有放松在思想理论领域对“文革”路线的捍卫。1974年10月20日,他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专门谈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姚文元、张春桥为此先后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及《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文章,还先后发动了“反经验主义”“评《水浒传》”等运动。

  “四人帮”积极推行极“左”路线,必然会与邓小平、叶剑英等坚持稳健作风的老干部们发生冲突。为此,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他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又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从这些批评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四人帮”的不满,但也很难说他有从政治上根本解决“四人帮”的意图。他的判断是:“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搞平衡起用邓小平,“四人帮”受到的最直接损失是,本来名义上主持中央工作的新“接班人”王洪文,被晾在一旁。

  1975年11月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目标直指邓小平。

  向左走,向右走?

  到1975年下半年,病体沉重的毛泽东依然把承认“文革”的合法性及延续其一贯路线,视为高于一切社会经济现实难题的关键。此时,侄儿毛远新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在多次汇报中直指邓小平有否定“文革”的迹象。

  比如他在一次汇报中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编按:即谢静宜,与迟群同为“文革”时极“左”派人物,一度掌控北大、清华)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的一大堆。3.对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又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

  还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些处处指向邓小平“命门”的汇报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很快就显示了出来。

  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的四位领导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迟群、谢静宜的不少问题。由于信件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毛泽东批示道:“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四人帮”以此批示为依据,于11月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在发布周恩来逝世讣告时,控制宣传的“四人帮”规定报纸用很小尺寸刊登周恩来遗像,并想方设法限制对周恩来悼念的报道,这与当时周恩来在中国民众心中的地位极不相称。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就在华国锋被任命当日,张春桥写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其中“去年的一号文件”是指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文件。张春桥这个“有感”,对中央人事安排的抵触情绪强烈。

  2月25日起,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陆续向地方上传达,“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四·五”质疑“文革”

  同样是1976年2月中下旬起,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

  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文汇报》,删去了周恩来表扬雷锋精神的四句题词。3月25日,该报头版又发表《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一文,其中有一句十分拗口的话:“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两件事引起国内民众极度反感,纷纷对《文汇报》提出强烈抗议。

  在南京,自3月24日起,大学生们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持续不断,且规模越来越大,这成为稍后“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导火索。3月30日,南京大学的学生用油漆和柏油将“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等标语口号,刷在驶向全国各地的列车车身上。当天,王洪文对《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王洪文的强硬表态,丝毫没有改变事态的发展方向。3月31日,南京街头再次出现指名道姓的大标语: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这实际上已经将国内民众痛恨“四人帮”、厌恶“文革”的立场公开化了。

  4月1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将上述情况定性为“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并要求彻查到底,揪出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

  南京的抗议活动开始蔓延全国之时,3月30日,在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周恩来。4月1日,“天安门诗抄”中最著名的一首诗贴了出来:“欲悲闹鬼叫,我哭财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诗被“四人帮”方面列为“001号反革命案件”,受到重点追查。诗的作者,是来自山西的青年王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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