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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邓小平复出的真实内幕,这一招真是太绝了

2020-12-15 00:10| 发布者: | 查看: 421| 评论: 0|来自: 西陆网

摘要:   毛泽东转告邓小平:要忍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署名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称他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震惊。他感到,《人民日报》 ...

  毛泽东转告邓小平:要忍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署名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称他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震惊。他感到,《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意味着对他的批判已经公开并且大大升级了,他的问题很可能由此“定性”。

4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从1月12日起(在家中受到中南海造反派围攻批判—编者注),我一直再想见见你,向你求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宜,所以一直忧虑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静候你的指示。”

  信转呈毛泽东后,没有立即得到回复。

  五月的一天,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告诉他,毛主席最近刚回北京,让他来看看。汪东兴还告诉邓小平,毛泽东还让他转告三点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传》称,毛泽东让邓小平有事给他写信,这一方面是他想看到邓小平思想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他对邓小平的一种保护。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使邓小平避免了遭受刘少奇一样的厄运,而且还为他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保留了余地。

  通过频繁写信维系和毛泽东关系

  1968年5月,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再次求见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小平谈话。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极力反对毛泽东见邓小平。

  当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又先后两次致信汪东兴,希望见汪东兴或是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他在信中说:“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补过自新的机会。”

  对于频繁“致信”,《邓小平传》写道:“邓小平深知,只要能保留党籍,继续留在党内,他的问题就不会无法解决。此外,他也想通过这种频繁写信的方式,维系同毛泽东的关系。”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批准“刘少奇专案组”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一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这就意味着这次会议同时决定邓小平的前途命运。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就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句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什么叛变哪、自首呀,这些问题。”

  毛泽东说:“他(邓小平)的意思要求保留党籍,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一讲到做工作,许多同志都摇头。我说,现在很大的工作也难做,叫他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这样的工作,总是可以嘛。”

  毛泽东对邓小平始终留有余地

  1969年10月,在京老干部全部战备疏散。临行赴江西前一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说:“我保证在自己的余年中,努力在工作和力所能及的劳动中,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向工农兵学习,好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头做起,重新做人。”他想继续用这种方式保持与毛泽东的联系。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971年林彪叛逃,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产生很大影响。毛泽东重新考虑用人问题。

  1972年建军节前夕,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在“文革”中受打击的老干部,出席国防部招待会。这对邓小平是很大的触动。

  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对毛泽东对他的一些不满再次做了检查,并说:“我过去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看过信后,作出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邓小平传》称,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开始复苏。

  《邓小平传》分析,毛泽东对邓小平之所以始终留有余地,一是邓在中央苏区时坚决拥护和实行毛泽东关于反“围剿”的作战和根据地建设主张;二是,没有历史问题;三是,民主革命时期作战有战功;四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做过好事。

  “促使毛泽东这个时候来解决邓小平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他的联系。在这些书信中,邓小平数度含蓄、婉转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邓小平传》写道。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阔别3年多的北京。3月29日晚,邓小平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责编: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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