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七百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喜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院，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么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看过了。” 金庸这才发现，江泽民原来特地请人把他的文章作了英文翻译。江泽民告诉金庸：“我到过香港三次，一次是1965年，一次是1980年，第三次是1983年，那时我是电子工业部部长，出国访问，经过香港。新鸿基的冯景禧先生招待我去参观证券交易所，香港人叫做‘金鱼缸’的。那次住在新华社的招待所，靠山面海，风景好得很。香港的经济发展很有成绩，我一直很注意。”江泽民又说：“香港人要求稳定繁荣，凡是支持香港稳定繁荣的，都会得到香港人的拥护；破坏稳定繁荣的，香港人就反对。其实香港要走向稳定繁荣，中国人何尝不要稳定繁荣？全世界都需要稳定繁荣。中国十二亿人永远站在稳定繁荣一边，一方面是坚持和平，另一方面是坚持原则，不容许别人乱七八糟地乱搞。” 江泽民在谈到香港问题时又联系到西藏问题。他向金庸介绍了前往西藏自治区视察的经过，同时就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西藏问题所采取的态度表示了这样的意见：“美国人老是根据不准确的资料，说我们欺压西藏人，可是我们每年给西藏补贴多少个亿啊，他们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提。西藏解放前，一部分穷人是奴隶，北京有一个关于西藏的展览馆，有许多实物。穷人被奴隶主斩首、斩脚、剥皮的情况都可以看到。美国前总统卡特和我会见时，曾说西藏本来有600万藏人，现在其中大部分是汉人，说西藏地方被汉人占了。其实西藏自治区人口300万，其中藏人291万，汉人只有8万。西藏高原那样空气稀薄的地方，汉人长住是受不了的。在四川、青海、甘肃境内的藏人另有200多万。我拿具体的资料给他看，卡特也笑了，他说他手头的资料中，居然说四川成都也属于西藏。” 江泽民在谈到新闻和文艺问题时对金庸说：“去年10月我在十四大所作的报告中，提出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十大任务，其中就有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任务，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不是八股式的口号，而是真正要切切实实地做到。新闻报道必须根据事实，决不是不可以提出批评建议，但重点是鼓励全国人民乐观向上，精神奋发。文艺创作也不是不可以反映社会的阴暗面，不过主流应当是振奋人心，激发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我们中国有这样伟大深远的文化遗产，有这许许多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一想起来就令人精神大振。我国历史上多少伟大的人物，干下了多少伟大的事业？十二亿人民绝大多数是十分可爱的。有许多美好的事物可以抒写和歌颂。” 在谈到经济问题时，江泽民告诉金庸：“目前上海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我们不准备大举在其他地方扩展，要先有了良好的成绩和经验再说，不能一下子就搞乱了。……我们目前的重点工作之一，正是要把大中型国有企业推向市场，使企业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并承担国有资产保值的责任。聘请能干的管理、经营人才自然是绝对必需的。至于国有的小型企业，甚至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 这次会见，给金庸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江泽民对他谈起“中国人的脊梁”问题。江泽民说：“‘中国人是有脊梁的。’这句话是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说的。他有民族气节。他是浙江人。你们浙江文人很多，宋朝的大诗人陆游也是浙江人，他的诗词我想有三个方面：‘红酥手，黄藤酒’的《钗头凤》是爱情方面的；许多田园和抒情诗词是冲淡洒脱方面的；后世人最重视的是他的爱国诗，尤其‘死去元知万事空’那一首，几乎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知道、不赞赏的。” 离开北京以后，金庸又先后到青岛和烟台参观访问。在美丽的渤海湾，他意外见到了一块由前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笔题写的石碑，上面镂刻着“天尽头”三个大字。金庸油然忆起几年前他在北京与胡耀邦的那次倾心交谈，于是特意在这块石碑前拍下一张照片，以留作纪念。想起已经去世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金庸即兴题下一首诗：“天尽头，地尽头，东望沧海水悠悠。追忆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 对于中国内地几年来的经济腾飞和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金庸回港后曾经撰写了一篇题为《北国初春有所思》的长文，发表在香港一家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金庸高兴地描述了内地早春热火朝天的经济新形势，这篇稿子显然与他多年前在《明报》上撰写的诸多色调灰暗的文字形成了强烈对照。从中不难看出，著名报人、作家金庸对中国共产党和改革开放政策给予的肯定与赞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