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 | 阿根廷汇率剧烈震荡探因：经济结构和政治稳定问题

回顾阿根廷自去年货币大贬值引发金融危机恐慌以来该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的发展，以及更长历史阶段的发展，上海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琨认为，最新的这场金融动荡并不出乎意料。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这与阿根廷长期以来的不良经济结构有关，“一国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宗商品出口的价格，然而这些商品价格不为阿根廷政府所控制，更多的是受国际舞台上各大政治力量角力结果的影响。”他展望说，“如果没有在经济结构上作出实质性改变的话，阿根廷只能维持一个区域性大国的地位。”

与经济结构同样重要的还有政治的稳定性问题，张琨认为，阿根廷政策的非延续性在一点点消磨民众的信心。“虽然低收入人群不至于饿死，但是中产阶级的总量在逐年减少。”他不无担忧地说道。

马克里的政策契合西方媒体的偏好
澎湃新闻：阿根廷大选初选是在11日结束的，12日阿根廷金融市场就立刻对此作出了负面反应，可以说初选结果似乎并不符合投资者的期待。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的出现？

张琨：马克里上台执政的过去4年经济情况都不太好，而且去年（2018年）比索大贬值，从那个时候开始阿根廷国内就已经开始预测大选走势。几家阿根廷媒体做的民调也显示，马克里可能会输。当时就有观点认为，假如马克里不能扭转阿根廷经济的颓势的话，之后的大选可能就会输，只是没想到这次投票结果会相差这么大。投票结果的数字差距，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次出现的情况并不是“爆冷”。

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媒体对此次结果感到失望，他们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马克里的政策基调是“新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西方媒体的偏好，所以他们在过往报道中就会突出马克里的成功。

澎湃新闻：相比于马克里，您认为由前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和其任内内阁首席部长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组成的“公民联盟”的政策主张有何亮眼之处？抑或是本次初选结果仅仅是出于人们对于执政党的不信任？

张琨：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马克里这4年的表现和经济走势比较差，拉丁美洲的选民有一种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持续到现在的看法，他们投票不是因为候选人有多么好，而是因为其竞争对手实在太烂了。

西班牙语有一个类似中国“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说法，很多时候学者也将这种选票称为“报复性选票”，政府已经这么差了，会不会改变一下就更好呢？于是就全都投给了竞争对手。出于这种动机，很多选民其实自身也不了解“公民联盟”费尔南德斯组合的政策主张。

说到主张，费尔南德斯组合采取的是“庇隆主义”（20世纪40年代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多明戈·庇隆提出的“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的政策——编者注），即经济上国家管控，干预市场，国内尽可能工业化，政治上和西方不会走得很近，出于维护自己民族工业的需要，他们可能会更强调与巴西的竞争关系。他们的竞选口号也基本没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比如“重新让阿根廷人民高兴起来”、“给阿根廷人民一个光明的未来”等，比较空洞。因为是老一套，一些选民也了解“庇隆主义”，整个拉丁美洲的政治生态也促使民众对政策主张的细节没这么关心。

长期受不良经济结构所累
澎湃新闻：老一套的“庇隆主义”与现总统马克里的主张主要区别在哪里呢？

张琨：“公民联盟”和马克里的政治构想是截然相反的。之所以说是老一套，是因为阿根廷的“庇隆主义”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芽算起，已经有了60年的历史。“公民联盟”的主张可以说和那些早期的庇隆主义一脉相承，小的政策细节上有些修补，但大体上来看我觉得不会有太大变化。

实际上，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阿根廷就一直是两派政治主张在反复较劲。一派是“庇隆主义”，另一派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第一，汇率金融自由化，跟美国欧洲走得比较近。

阿根廷的政治生态就是这两派政治主张来回掌权。如果老百姓短期内，比如4年、8年没看到效果，就换一个。之后如果历史重演了，那再换一个。长久下来就导致了两派轮流“坐庄”的结果。

澎湃新闻：在阿根廷政坛的两派轮流“坐庄”中，是否有一派执政比较长的时期，对阿根廷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张琨：对于“庇隆主义”的话，有两个执政时间较长的时期。胡安·庇隆做总统的两个任期内，模仿了中国和苏联制定了类似的“五年计划”，但后来也没实施下去；第二个时期就是2000年至2015年克里斯蒂娜和内斯托尔·基什内尔的“夫妻档”，他们所在的正义党本身也是“庇隆主义”党。

“庇隆主义”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的。“庇隆主义”更强调社会公平，能显而易见地在短期内提高中下层人民生活水平。比如说克里斯蒂娜和基什内尔时期，政府给工人很多补贴，牛奶面包等生活必需品都限制在一个很低的价格，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没有一种负担。

马克里上台后，他认为这种方式拖累了国家发展，太多钱投入到了社会福利，于是就把限价政策取消了。限价政策取消后，阿根廷贫困人口一下子增加了很多。

所以总体来看，“庇隆主义”在社会公正、外交多元化做得更好。不利的地方是太多的财政收入投入了社会福利，导致国家发展的后劲不足，过度强调公平也妨碍了竞争的自由化，市场的作用没有得到重视。

而“新自由主义”盛行也有一个很长的时期，从阿根廷1976年政变后，历经1983年重返民主，一直持续到90年代，当时也是冷战状态下“新自由主义”最旺盛的一段时期，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对那段时期的评价都是“失去的十年”。虽然阿根廷在那段时期的纸面经济增长率很高，但是高增长率没有转化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问题一直累积下来，直到20世纪末爆发了第一次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

澎湃新闻：去年阿根廷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汇率危机，从现在回顾来看，导致这场汇率危机的原因有哪些？是因为土耳其里拉暴跌带来的连锁反应，抑或是阿根廷本国原因？

张琨：连锁反应是一个方面，阿根廷长期以来的经济结构是更重要的原因。

从20世纪初，阿根廷就是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它的主要国家收入来源依靠对外贸易。它出口的产品都是初级农产品，比如牛肉、大豆，发展到后来也有了小部分的能源，比如石油。这种大宗农产品很容易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甚至一些发达国家有能力在短期内操纵国际市场大宗产品的价格。

上世纪50年代阿根廷开始实行“庇隆主义”后，阿根廷是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社会福利政策的，但是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时，阿根廷政府的状况就显得很窘迫，也因此总统被赶下了台。

去年爆发的阿根廷比索贬值也是它长期以来的经济结构所导致的。这个经济结构不是很健康，因为一国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大宗商品出口的价格，然而这些商品价格不为阿根廷政府所控制，更多的是受国际舞台上各大政治力量角力结果的影响，这些商品价格一旦下跌，国际市场自然会对阿根廷的信用和财政能力产生恐慌情绪，受此影响，阿根廷比索就会大规模贬值。

以国际投资者的眼光来看，阿根廷的经济情况不乐观。
澎湃新闻：您提到1930年至1970年阿根廷的GDP总量一直是位居世界前列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阿根廷1970年以后的逐渐衰落呢？

张琨：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不稳定。1945年至1955年的庇隆执政时期还不错，庇隆下台后，很短的时间内连续换了四五任总统。政治上的不稳定也导致了政策的非连续性，太多的政策还没有发挥出效果就被迫放弃。

另一个原因和我们所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关。在这波技术革命中，阿根廷没有跟上世界的步伐。阿根廷本地的钢铁工业是不错的，但是在以半导体、计算机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中，阿根廷没有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这部分新兴工业，这背后很大的一个原因是阿根廷的基础教育发展不是很好。

“下限很高上限有限”的国家
澎湃新闻：说起拉丁美洲，阿根廷相比起邻居巴西在国际舞台上“上镜”较少的国家，您认为阿根廷国内对于自己的拉丁美洲和国际舞台的定位是怎样的呢？

张琨：阿根廷当然希望发挥领导作用，客观一点评价，阿根廷应该算是区域性大国，也加入到了G20集团。

在20世纪初，阿根廷确实是GDP总量排前10的国家。阿根廷的经济繁荣一直持续到1970年。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虽然阿根廷想当拉丁美洲的领袖，阿根廷人的自我认同可能更倾向于自己是欧洲人，这跟阿根廷的移民有关。1880年至1920年，从欧洲到美洲的移民的第一大目的地是美国，第二大目的地就是阿根廷，阿根廷现在90%以上都是白人。

步入21世纪后，阿根廷这种（做领导）想法可能逐渐减弱，但是我接触到的一大部分阿根廷人还是持有这种想法。

总而言之，现在的阿根廷政客可能抱有和巴西、墨西哥竞争的想法，但现实是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澎湃新闻：您在阿根廷做过多次实地调研，您如何看待阿根廷局势的未来走向？

张琨：阿根廷是一个“下限很高、上限有限”的国家。

之所以是“下限很高”，是因为阿根廷幅员辽阔，人口有4400多万，自然资源也很丰富。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即便阿根廷经历了很多次的政治变动，民众的生活必需品总是能得到保障的。

“上限”的话，我并不乐观。如果没有在经济结构上作出实质性改变的话，阿根廷只能维持一个区域性大国的地位。政策的非延续性也在一点点消磨民众的信心。虽然低收入人群不至于饿死，但是中产阶级的总量在逐年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