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到地狱只需走错三步：阿根廷的哭泣告诉我们

　　一百年前，美洲流行一句话，你富得像个阿根廷人。

　　当时的阿根廷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凭借农产品和矿产出口，潘珀斯草原上的这个风光迤逦的国家，是拉美首富，也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地方之一。

　　阿根廷的国土面积280万平方公里，排名全球第八。森林多，草原多，气候好，矿藏也多，金银铜铁煤，还有天然气和石油。阿根廷也被成为“世界粮仓和肉库”。

　　七年前，我在阿根廷的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点了一份牛排，上菜的时候，发现那一块牛排大得需要两顿才能吃完。当时我不由得发自内心的感慨，不愧是“世界肉库”。

　　但是，最近的这一周，阿根廷人过得很惨。如果你是阿根廷股市的股民，一天之内你的财产就可能缩水了一半。

　　两天前的事情相信大家都知道了，阿根廷的官方货币比索一天贬值了32%，阿根廷股市指数单日下跌超过30%，同时债券市场也大跌，所谓股债汇三杀。股指下跌叠加汇率贬值，相当于股票市场以美元计价的市值，一夜之间蒸发了一半多。

　　这样的动荡真是如同炼狱一般。

　　事实上，类似的危机在阿根廷已经反复多次上演，2018年上演过货币大贬值，2001年上演过经济危机。再之前，上世纪80年代也曾上演过大危机。

　　从一个数据，你就能直观感受到阿根廷的经济这几十年有多糟糕——1950年，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均GDP还不及阿根廷的五分之一，而到了2000年，前者的人均GDP达到后者的两倍。

　　天堂是怎么变成地狱的？阿根廷的眼泪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表面上的原因很好找，比如这一次危机的导火索是，阿根廷的现任总统马克里与对手费尔南德斯参与总统大选的初选，官方公布的初选结果，马克里大幅落后，他在当晚的讲话中承认初选失利。

　　费尔南德斯是个民粹派，提倡宽松政策，提出向退休人员免费提供药品，为普通工人提高工资等。听起来对老百姓是好事，但是饱受创伤的阿根廷人民已经不信这一套。做这些都需要钱。但是已经欠了一屁股债的阿根廷政府，钱从哪里来？

　　以上只是表面的导火索，如果我们想走得深入一点，阿根廷衰落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为什么自然资源丰富的的阿根廷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为了理解阿根廷的衰落，我建立了一个观察模型——第一个要素叫做私人财产安全度，第二个叫做政局更替平稳度，第三个叫国家负债度。

　　先看第一个观察要素：私人财产安全度。

　　经济学家詹姆斯·罗宾逊做过一个研究，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与私人财产安全度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这个规律在拉美地区的不同国家之间，呈现出如下图表：

　　阿西莫格鲁等人的研究也证实，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经济制度造成的。而且，他们更明确地指出，如果以财产权安全程度相差悬殊的两个典型国家比如尼日利亚和智利为例，它们在人均收入方面的差距，几乎完全可以通过财产权安全程度来解释。

　　我们再来看阿根廷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最高法院的司法独立经常被破坏。司法独立对于保护人民的财产权有着重要作用，所以，单凭这一点，就让阿根廷人民很容易产生不安全感。

　　从历史来看，从1955年发生军事政变开始，到1983年为止，政治体制每发生一次变化，最高法院核心成员都会来一次大换血。可以说，阿根廷的最高法院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了，这一状况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延续至今。

　　再来看第二个观察要素：政权更迭平稳度。

　　这一点，即使在动荡不安的拉美国家中，阿根廷也算得上垫底。

　　阿根廷是唯一一个分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成功发动军事政变，并且在八九十年代反复发动军事起义的国家。而且，阿根廷的军事政权还经常窝里斗。比如在1962年，1966年和1976年，阿根廷就分别出现了一个军事政权取代另一个军事政权的事件。

　　政权的更迭经常以暴力的方式进行，这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伤害是极其显著的，甚至是致命的。

　　亚当·普热沃思基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政治制度是否平等还没有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能否不动用暴力而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来解决矛盾，即使这些制度不够公正，这些规章充满偏见。

　　他对拉美国家的量化研究表明，在依照宪法规定进行政权交接的997年里，拉美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为1.93%，而在政局动荡的631年时间里，增长率仅为0.94%。

　　由此可见，高风险的政治环境对于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影响很大，阿根廷就是其中典型。

　　第三个观察要素，国家负债度。

　　在经历了无数次军事政变和窝里斗之后，阿根廷终于在1983年底回归了民主政治道路。但是自那以后，也没有过上好日子。

　　它经常性地陷入两种恶性循环。

　　经济上：经济危机—恢复增长—停滞不前—再度危机的循环。

　　政治上：制度危机—出现恢复的希望—觉醒—危机再次来临—集体愤怒的循环。

　　最典型的表征，就是债务的急剧增长。

　　来看一组数据。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截止2018年一季度，阿根廷的外债比上外储的比例已经高达447%，外债比上GDP的比例也搞到41.8%。

　　这样高的债务比例，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

　　更何况，阿根廷所欠的债务，绝大部分是美元债和外币债，如下图所示。

　　所以，当美元升值，资本外流之时，阿根廷就像飓风中的一艘小船，命运完全不由自己主宰，随时可能爆发债务危机。

　　那么，阿根廷是如何进入这样的高债务的恶性循环的呢？

　　可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阿根廷政府在花钱方面的自律性是极差的，同时又缺乏外部约束的有效监督。

　　在阿根廷，政府花钱的一个基本路径是——首先会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然后，当这些资金被用完的时候，政府就开始大量印刷钞票。最后，当恶性通货膨胀出现，这种方法无法继续使用的时候，就通过举债来维持国家运转。

　　政府如此行为，纳税人也不傻。所以纳税人会通过偷税漏税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呈指数增长的通货膨胀让阿根廷人民对货币产生了抵制心理。当时的年度通货膨胀率急剧攀升：1979年时为154%，1989年时增加到了3139.3%，1990年时为1817.8%。如此混乱的经济状况动摇了基本的社会基础，很多低收入群体遭到排斥，从而被边缘化。与此同时，那些有着足够收入来纳税的群体也开始采取另一种防御性态度：偷税漏税。

　　偷税漏税——这种拒绝履行政治义务的行为往往有着深层的原因，即纳税人认为国家未能很好地完成它应负的职责。换句话说，因为国家不尊重已经签订的社会契约，不能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所以，个人就决定不再纳税。而税收收入的减少又破坏了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

　　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看一看增值税（它是间接税中最重要的税种）的缴纳情况，就会发现：在最近这些里，阿根廷应缴但却未缴的增值税至少要占到全部税收的25%——1997年占26.7%，2000年占27.9%，2001年占29.6%，2002年占34.8%，2003年占32.3%，2004年占24.8%。

　　政府不断举债，不断违约，信用越来越低，而民众则通过偷税漏税来拒绝履行义务。这样的反馈循环不断推进，阿根廷的债务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以上就是基于私人财产安全度，政局更迭平稳度，国家负债度的三要素模型的观察和分析，希望能为当下的局势提供一些借鉴。

　　回想起七年前亲眼见过的这个美丽的国家和热情的人民，真希望它能早日走出泥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