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1年的前半年里，中国的海外投资者并不那么愉悦。战争、灾害、经济颓靡，利比亚的炮火、日本的地震加上美国的通胀，让本来就脆弱的海外投资者陷入新的困境。那句“走出去”的豪言壮语究竟该如何以更理性的方式实现呢？
似乎让人有些欣慰的数据是，中国2010年的海外投资达到565亿美元，过去5年的海外投资总计2159亿美元。这看起来是一个好的信号：中国已经开始通过海外投资从更深层次的领域来影响全球商业的走势，中国似乎已经在从招商引资刺激经济发展的模式，向着海外投资扩散产能的未来飞跃。
最近，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正身处进军海外的风口浪尖，到2020年将会向海外投资1万亿至2万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迄今为止23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额(FDI)则要少得多。中国对这一数字引以为豪，但它仅占到全球FDI存量的1.2%——与丹麦大抵相当。所以可以说，中国的海外集结号刚刚吹响。
红酒投资回报高
“向海外投资达1万亿至2万亿美元”—— 这是一种进步，是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路线，该报告称，“今后十年，中国将在海外投资的浪潮中扮演领航者的角色，而中国的海外投资将通过公司并购或新辟领域的方式在美国‘起飞’。”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史剑道曾经绘制过一幅详细的地图，以此来演示中国海外投资者的喜好。
阅读他的地图，你能发现，大规模的工程和建造是中国海外投资者目前最青睐的形式，这种投资方式和海外证券投资的份额不相上下。
而中国企业家除了美国、加拿大这些全球投资热点区域之外，从2009年开始，他们更愿意把资金投向迅猛发展的新兴市场，2010年巴西、阿根廷和厄瓜多尔成为投资者追捧的圣地，热火朝天的工地现场最多见到的是中国工人的背影。
但多少让人有些不安的是，中国的海外投资依然停留在一个比较狭窄的层面，投资领域基本上还集中在能源产业的并购模式，2008年至2009年间，以中国企业为买方的跨国并购，目标领域为能源产业的有13宗，交易金额277.54亿美元，占1亿美元以上并购案交易总额的48.6％；矿业15宗，交易金额262.34亿美元，占交易总额的45.9％。
因此，垄断型国企是海外投资的主力军。比如，中国石油企业进行大手笔收购已是寻常之事——去年，它们在海外并购上花费了300多亿美元，约占全球石油业并购交易总额的五分之一。
也正因为此，目前中国海外投资的利润来源还主要是能源行业，他们依靠国内垄断资源在海外大展拳脚，成为投资回报比较平稳的行业。有趣的是，《经济学人》杂志引用的一份报告显示，石油之外，红酒是投资回报最高的一个行业，特别是所谓的期酒，其核心就是投资未来的酒，酒还没上市就下订单，此时价格低，有增值潜力。伦敦国际红酒交易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波尔多精品葡萄酒投资收益远超过黄金股票与原油。
美国亚洲协会投资报告的联合作者罗森指出，“下一个十年，中国的海外投资将以‘重数量’向‘重质量’改变，从曾经不重视高科技领域投资向高技术与知识领域进军。”
商社寻商机
最近，FT中文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中国将重走日本的老路》，他的主题似乎在说，中日两个国家都经历过经济高速发展，而日本目前处于低迷时期，中国应该警惕不要重蹈覆辙。
实际上，中国和日本的经济轨迹完全不同，就从海外投资战略来说，中日差别也非常巨大。
日本财务省的最近统计表明，日本在海外的投资总额为2.9万亿美元。跟发展中的中国比起来，后者还只是九牛一毛。
日本公司的海外战略当然也经历过挫败和困境，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的公司更依赖于集团化作战和财团模式，很少会单兵作战，所以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强大。从产业布局来看，日本的公司喜欢充分发挥聚集效应，比如松下的60多家在华工厂都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互相取长补短，进退皆可。
而且，日本公司的海外战略都经过漫长的战略考量，绝不轻易布局。2003年，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00万美元，而到了2006年，这个数字已经飙升了10倍。而松下用这笔钱不断稀释中方合作伙伴的股份，把他们原本的合资工厂变成了独资。
对于中方合作伙伴来说，或许获得了不少的现金收益，但多年打造的销售渠道和网络就拱手送给了松下公司。
当然，松下的布局和战略只是日本财团征战海外市场、获取全球产业链的一个环节，而松下背后是强大的三井住友财团，他们凭借着一望无际的产业部署几乎控制了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产业环节。
于是，你能看到的是，号称自己陷入“失去的十年”的日本公司松下、丰田、索尼、佳能像一架架高速驶来的战车，在三井、住友、三菱等大财团的推波助澜下，问鼎海外。
虽然中国的垄断型企业也在海外精耕细作，通过寻找并购对象来强大自身，但他们依然是在一个行业里挣扎，缺乏集团化运作的实力；而那些步履艰辛的民营企业则更加脆弱不堪。
上世纪60年代，日本企业的海外眼光和中国公司非常类似，他们对外边的世界也充满着憧憬，同时激情四射，但也一样面临着不熟悉海外法律、不懂得处理与政府关系、不知道如何本土化等诸多问题。但日本的综合商社就像是一盏明灯，指引着日本公司迈向海外。
事实上，二战之后，日本的综合商社要比日本的制造业更早进入海外市场，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资源和信息，然后为他们的后援部队——日本公司提供全面的服务。
比如，当年丰田汽车刚刚进入广州的时候，他们的物流网络、配送方案、零部件存储都是丰田财团旗下丰田通商这家综合商社来完成的。
而商社与上游的财团、下游的制造业也保持着密切的股权关系，通过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建立起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让资金的效能最大化。
日本这种进军方式和美国，当然和中国的海外战略有着本质的差别。美国投资者看重的是绝对的股权，他们更愿意从财务报表的盈利项来决定自己是否要收购这家公司，而他的社会价值、产业价值和生存能力都被抛诸脑后。
目前，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也是美国式的。他们的战略考量缺乏对整个产业链条的观察，而是看中短期效益。这种模式使得中国公司的海外战略急功近利，没有巧妙布局，就像打一场游击战。 所以，中铝集团增资力拓、中海油公司竞购优尼科无不落入这个窠臼。而日本企业更愿意通过先合资，再稀释股份的方式，慢慢蚕食。
所以，中国和美国的海外战略看重股权，而日本更看重商权，也就是他们的投资猎物的商业价值和在产业链中所起到的作用。
当然，确定这个价值的机构就是综合商社。其结果就是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完美的结合起来，创造利益的最大化。产业投行替代美国投行
每一个国家的成功都不可复制，日本的海外投资战略也只能在某些方面给予中国参考，而不能成为模仿的对象。至少中国的土壤上还很难建立起一家综合商社公司，但如果中国的企业希望征战海外市场，掌控产业的主导权就倍加重要了。
比如一直喧嚣尘上的钢铁定价权问题，其核心还在于中国企业对产业没有主导权；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如果想并购海外公司，必须依靠美国的投行来完成，而这当然是有很大风险的，我们的定价、财务制度会在美国投行面前展露无遗。比如日本公司进行海外并购的时候，几乎很少用美国的投行，他们完全是依靠综合商社来完成并购。
再比如，日本资源匮乏，他们开动了大马力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资源，无论是巴西淡水河谷的铁矿，还是俄罗斯天然气，在这些国家刚刚开放的时候，日本的公司就迅速嗅到了血腥味，并且像一只只秃鹰一样牢牢地握在了自己手中。试想，当一家公司从资源的根本上享有了控制权，他们当然对整个行业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主导权力了。
所以，中国公司的海外征程中，需要一个强大产业组织者，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产业投行——不仅仅立足于资本运作，更加重视产业链条的整合与搭建。他们应该像真正的商人一样，在世界各地寻找商机，占据资源。这也是任何一家想进军海外的公司必须具备的基因。
作者系商业观察家、《日本商业四百年》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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