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经济重新陷入衰退为哪般？

回首2018年拉美经济，一个最突出的事件是阿根廷5月汇兑危机爆发，完全打断了阿根廷经济的复苏进程，使之陷入新的衰退。预计2018年和2019年阿根廷经济将处于负增长状态。阿根廷经济复苏进程的反复表明，增长模式失误和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公共债务过度增长，内部储蓄不足，财政困难，仍然是制约其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无法保持可持续的健康增长。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12年阿根廷开始陷入经济衰退，2015年和2016年出现负增长，2017年开始复苏，实现增长2.9%。阿政府原估计2018年将实现增长3.6%，从而走出衰退周期。但是5月初汇兑危机造成的金融风暴，导致阿经济复苏进程中断，再次陷入新的衰退。最初人们估计今年仍可保持较低的正增长，但阿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总额570亿美元的应急贷款协议后，阿接受了该组织提出的严苛的经济调整条件，从下半年开始实施全面财政紧缩，促使经济进一步收缩，衰退幅度加大。

阿根廷这一轮经济衰退具有长期性和严重性的明显特点。阿政府预测今年经济增长率为负增长（-2.4%）。最初认为2019年可能为零增长，后来又调整为-0.5%。阿根廷前中央银行行长雷德拉多认为，阿政府仍大大低估了衰退的幅度。他估计，阿经济2019年将为负增长（-1.5%）。而阿民营机构更为悲观，如咨询机构“资本基金会”估计2019年阿GDP将下降3%。联合国拉美经委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对阿经济增长率的预测也一再下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9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年会期间发表的经济预测报告认为，阿根廷经济2018年和2019年连续两年的负增长已成定局。报告预测，2018年阿经济将为负增长2.6%，2019年为负增长1.6%。该机构上次报告曾预测这两年阿经济的增长率分别为正增长2%和3.2%。10月9日报告还预测，2018年阿通货膨胀率将达到47.5%，2019年将达到31.7%。报告说，今年2月至9月中旬比索贬值40%，股票指数降幅更大，国家风险指数上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导致利率大幅上升。国际市场动荡，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国内贪腐丑闻，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稳定计划缺乏信心，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

受汇兑危机等因素的冲击，阿经济增速已经全面大幅下降。据阿根廷国家统计局2018年8月份报告估计，阿经济2018年上半年发生急剧下降，阿国内生产总值（GDP）2018年6月份同比上年6月份暴跌6.7%。按年度计算，累计下降0.6%。为2009年以来最大跌幅。其中，下降最严重的是农牧业（-31%）、渔业（-16%）、商业（-8.4%）、制造业（-7.5%）。只有矿业（4.9%）、金融（4.6%）、电力、天然气和自来水（4.3%）维持正增长。

除汇兑危机外，其他内外因素同样导致阿经济下降。严重的旱灾对农牧业影响极大，导致阿农业损失60亿美元。外部因素中，美联储加息导致阿汇兑风暴，使其信贷困难。阿严重依赖外来资金，因此遭受沉重打击，投资下降。

2018年阿根廷经济的拐点是5月初汇兑危机引发的汇市风暴。

这场被阿根廷专家称之为“汇兑危机”的汇市风暴始于4月底，全面爆发于5月份的第一周。在被称为“黑色星期四”的5月3日，美元汇率当日上涨8.27%，突破1美元比23.30比索。第二周，阿汇市初步回稳，美元汇率恢复稳定，略有下降，小幅波动。7日当天，美元兑比索汇率批发价（卖价）为1美元兑21.6比索。各商业银行平均零售价降到1美元兑22.20~22.35比索。随后几个月中，比索汇率仍波动不已，继续保持贬值趋势。7月初达到1美元兑27.2比索，9月底一度达到1美元兑41.3比索。11月初回到1美元兑35.7比索左右。阿央行11月初公布的月度报告预计，12月底比索汇率将达到1美元兑39.6比索。2019年底将达到1美元兑48.9比索。

过去几年中，阿比索一直保持贬值态势。2015年12月初马克里政府上台时美元兑比索的汇率还是1美元兑10比索左右。马克里政府全面放开汇兑管制后，比索迅速贬值，2015年底就达到1美元兑13.5比索左右，此后贬值势头不断加剧。2017年12月31日达到1美元兑19.1比索。2018年年初以来，比索贬值不断加速，5月初出现暴跌。此后不断贬值，9月底达到1美元兑41.3比索，11月初1美元兑35.7比索，12月初达到近1美元兑40比索的水平。估计与2017年底的1美元兑19比索相比，美元兑阿比索汇率2018年全年涨幅将达到130%以上。

为应对汇市危机，平抑汇市，阿央行最初按照预定的渐进主义对策预案，陆续抛售美元回购比索。但这场风暴来势凶猛，央行连续抛出73亿美元，相当于央行国际储备的13%，仍不能稳住汇率。为此，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放弃以往遵循的渐进主义政策，从货币和财政政策两个方面采取“休克”措施。一方面，央行连续三次提高比索利率，最终把参考利率提高到40%，达到2015年以来最高水平。另一方面，财政部宣布削减公共工程开支300亿美元。与此同时大力收紧银根，大幅度提高央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其中7天期贷款利率为47%，1天期贷款利率达到58%的极高水平。央行还强迫商业银行减持美元，要求它们抛售了12亿美元，以减轻市场美元供求压力。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部还宣布，将补充削减财政赤字指标，将其占GDP的比重由原定的3.2%调低到2.7%。5月7日，政府又建议石油企业冻结燃料价格2个月，以稳定物价。这一建议遭到油企业界反对，未能实行。

这些措施宣布后，很快产生了一些明显的效果。稳定了投资者“民心”，暂时消除了“恐慌”情绪。美元兑比索汇率迅速下降。但是汇市风暴并未因此而过去，相反，比索跌风愈演愈烈，央行在抛出近100亿美元之后，宝贵的国际储备已经降到危险的水平。在这种形势下，5月8日马克里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求救申请。

2018年7月5日，经过反复谈判，阿根廷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由该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向阿提供总额565亿美元应急贷款的协议。协议的内容大体如下：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备用贷款信贷Stand-by）：500亿美元，3年内拨付。2018年6月20年立即发放150亿美元，用于加强预算和央行国际储备。500亿美元相当于阿GDP的7.8%。

2、其他国际机构：56.5亿美元，在未来12个月出支付。其中美洲开发银行：25亿美元。世界银行：17亿美元。拉美开发银行：14亿美元。

1、阿根廷方面应达到的调整目标：2021年以前共削减财政开支193亿美元。（1）财政赤字占GDP之比：2018年2.7%，2019年1.3%，2020年实现平衡，2021年盈余0.5%。（2）通货膨胀率：2019年17%，2020年13%，2021年9%。

2、加强中央银行的自主权，央行今后不得资助国家财政。政府必须向国会提交央行组织法修正案，加强其自主权。

3、贷款的偿还方式：阿根廷分八个季度偿还贷款，每季度偿还一份，宽限期为3年，利率为可调整利率，浮动空间为1.96%~4.96%。2021年开始偿还贷款。

据阿根廷政府公报估计，偿还利率为1.96%，累积支付不超过阿根廷在FMI资本份额（84.8亿美元）的187.5%，那么贷款成本将为1.96%。如果累积支付数量超过其份额的187.5%，那么偿还成本为3.96%。如果贷款超过上述数额，期限为3年以上，那么偿还成本将为4.96%。

为应付对外支持困难，2018年9月初，应阿根廷政府的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提前向阿交付500亿美元货款中的大部分款项。按照这个协议，该组织将在2019年年底前把400多亿美元提前交付阿方，用于稳定财政和金融和汇兑市场。阿舆论认为，2019年是阿总统大选年。这一协议表面上是为了稳住汇兑市场，实际上是为了支持马克里在2019年大选中获胜。

2018年9月2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宣布同意对阿根廷追加71亿美元贷款。这样，该组织向阿提供的贷款总额就达到了571亿美元。但该组织执委会最终批准为563亿美元。到2018年底之前，该组织于9月份将其中的第一笔贷款150亿美元拨付阿方。10月27日拨给阿第二笔57亿美元。

上述协议意味着，阿开始实行新的货币政策和汇兑体制。这些措施实施后，央行初步稳住了汇兑市场，美元兑比索汇率有所回落。10月8日降到1美元比37比索。10月8日，央行发行了600亿比索（约合16亿美元）的名为Leliq（Letras de liquidez）的央行债券，年利率高达72.6%。发行比较顺利，而且利率有所回落。但这一做法也引起投资者担心央行资产负债表将出现严重失衡，进一步加剧政府财政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使阿根廷暂时避开危机的风险。但这笔贷款改变不了阿固有的问题，也不能使其一劳永逸地避开金融危机。现在阿根廷面临着既要紧缩财政，以避免金融危机，又要推动经济复苏，防止衰退长期化的艰难选择。但当务之急，阿政府首先必须完全落实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的条件，紧缩财政，调整经济，改善金融形势，避免今后更大的金融风险的冲击。

阿根廷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协议的达成，增强了阿方的支付能力，使阿取得了在国际市场上进一步融资的保障，使其暂时避开了债务违约的风险。从长远来看，如果阿方能够完成承诺的指标，其双赤字问题将有所缓解，财政形势会得到改善。但这个紧缩财政的协议将使阿根廷2018年的公共投资下降，经济增速放缓，甚至发生衰退。这对已经十分困难的阿根廷经济来说，无疑于雪上加霜。

紧缩措施中，对经济影响最大的有减少公共开支和提高利率。如前所述，马克里政府为稳定汇率，控制通货膨胀，制止资金外流，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实施全面紧缩政策。政府开始调整投资计划，削减各项开支。央行先后提高基准利率，先是提高到45%，最终又达到70%，为世界最高纪录。如前所述，10月8日阿中央银行投放的Leliq债券，年利率已经达到72.6%，大大超过此前央行债券（Lebac）的利率。

如此高昂的利率，不仅使央行负债猛增，还将导致中小企业的债务利率上升到100%。如此将使大批企业因无力还债破产倒闭，从而进一步加剧衰退。与此同时，物价飞涨的势头仍然强劲，到10月初年通货膨胀率已接近40%。预计全年指数将超过4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将达到40.5%，大大高于2017年的24.8%。而阿民间机构估计还要高。如前所述，比索汇率虽然初步稳定，但没有出现明显回落的迹象，甚至还将继续贬值。一般预测至年底，可能达到1美元兑40比索以上。

导致阿汇兑危机的外力来自美国。4月下旬，美国调整货币政策，财政债券收益率高企，美联储宣布可能提高参考利率，导致美元升值风席卷全球市场，拉美及其他新兴经济各国货币纷纷贬值。但是，唯独阿根廷发生了一场大风暴。这主要是经过数年积累，阿已经具备本币大幅贬值的内部条件。特别是马克里2016年开始推行经济改革，全面开放汇兑市场，但相应配套的防范措施没有跟上去，导致比索在美元升值风冲击下大幅贬值。

1、长期高通货膨胀，造成比索贬值巨大压力。2011年以来，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恶化，阿经济逐步进入新的衰退期，经济增速下滑，通货膨胀高企。阿是除委内瑞拉外，拉美连续多年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15年以来马克里政府把治理通货膨胀作为财政和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但一直没有实现。2017年制定的财政计划预定，2018年阿通货膨胀率为12%，但今年初再次调高到15%。但实际上，民间经济学界估计，2018年通货膨胀率将高于20%。通货膨胀高企的原因主要是政府福利开支超过实际财政能力，连年财政赤字，超量货币发行，物价结构失衡，过度的保护主义造成进出口政策失误，收入下降，导致国际收支失衡。

2、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政府再次走上举债增长的老路，开始增加借债，导致公共债务大幅度增长。其中，多数是央行发行的短期债券，这就导致阿部分短期债务集中于2018年到期，以致央行和政府支付手段不足，偿债能力无法保障。

3、汇兑政策失误，导致自由汇兑名存实亡，汇率失衡，比索高估。2015年马克里政府取消前政府的外汇管制，实行更自由的浮动汇率和自由兑换制度，买卖美元一般不受限制。但是，由于出口下降，出口收入增长有限，外资流入也没有达到政府的预期，导致政府期望的外资流入和经济增长都没有实现。外汇供求关系仍没有解决，美元供给不足，需求压力依旧。一旦有风吹草动，市场必然动荡。

4、政府和央行的做为与不做为都有失当之处。央行一些举措的失当，也会引发危机。4月底，央行决定对持有央行债券的外国人征收金融税。这个规定导致外国投资者提前抛售央行债券，引发抢购美元风潮，成为随后一场大危机的诱因和前奏。此外，在这次危机发生之初，央行应对措施开始也有失当之处，连续投入73亿美元，仍未达到稳定市场的目标，白白损失了13%的外汇储备。

阿根廷经济复苏进程的中断，导致这一结局的汇兑危机，都是公共债务增长过速和债务结构失衡的结果。今年到期的公共债务过于集中，财政困难，资金不足，导致缺乏对外支付手段，以致在国际金融动荡形势冲击下，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也是马克里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原因。

2001年阿根廷因无法偿还到期债务而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2005年债务重组后，阿历届政府实施谨慎的债务政策，公共债务形势一直保持健康稳定状态。但是马克里上台后，改变了这种谨慎的债务政策，过度举债，导致公共债务形势恶化。

关于阿公共债务总额的数目，众说不一。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数字。阿学者和一些机构说，到目前为止，阿公共债务大约有3500亿美元左右。官方正式的确切数字是，2018年4月，即5月初汇兑风暴发生前20天，阿根廷经济部财政国务秘书处在向议会提交的公共债务报告中的数字。报告说，到2017年底，阿公共债务总额达到334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9%。

按照阿官方统计方法，如果扣除欠国内公共部门的债务和与GDP捆绑的债券，那么净公共债务则为1662.68亿美元，相当于GDP的29.6%（近30%）。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622亿美元。

阿根廷政府认为，阿公共债务是可持续的。其理由是，除上述总额及占GDP比重即债务率外，其平均年利息占GDP的比重也仅为2.1%~1.9%。此外，欠私人个人和机构的债务占GDP比重从2016年的25.2%逐年上升，2021年达到最高值38.3%后，将逐年下降。到2021年，公共债务平均每年增长210亿美元。增长率和增长额都不算太高。

但是，人们注意到，马克里政府2015年12月上台以来，阿债务形势发生了突出的变化。

其一，债务总额增长过快，而且增幅过大。据上述报告，从2015年底到2017年底，阿债务总额从2406亿美元增长到3209.34亿美元，增长了约800亿美元，其中净债务增长了640亿美元。2017年底与2016年底的2885.478亿美元相比，公共债务总额增长了16%，即450亿美元。

阿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500亿美元应急贷款后，阿媒体说，马克里政府在不到3年内就借了1000多亿美元债务，创造了一个新纪录。

其二，公共债务总额的74%是外币债务，即美元、日元、欧元和瑞士法郎债务。事实上是必须用外汇偿还的外债。

其三，阿根廷债务形势面临两大难题。受上述情况影响，阿根廷2018年债务形势存在两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2018年到期债务过于集中，数量过多。阿根廷公共债务总额并不算太高，占GDP比重也不算太大，而按官方公布的今后几年到期债务年度平均数额也不高，大约在每年210~250亿美元左右。应该说不存在违约的风险。但是，其到期债务的年度数额不均衡，仅2018年到期的债务总额就达到700~800亿美元。换言之，2018年是一个巨量级的集中到期年度。到期的债务主要是央行近年发行的短期融资债券。受经济衰退和出口下降影响，阿根廷财政收入和出口收入都为下降，即所谓“双赤字”现象，造成阿根廷只能靠借债还债。因而成为国际投资家攻击的目标之一。

第二个问题是央行国际储备不足，没钱还债。在马克里上台之前，阿央行储备一度降到不足400亿美元，2018年4月底上升到620亿美元。5月份汇兑危机中，国际储备损失了近80亿美元。剩余的500多亿美元国际储备，与700亿美元到期债务相比，显然无法保障偿还债务。

汇兑危机后，阿还面临着导致清偿能力下降的其他挑战。主要有：1、严重干旱，粮食减产，出口收入下降。2、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下，紧缩财政，必将导致经济衰退，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3、由于临近大选和国内反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压力不断加大，政府社会开支难以削减，财政压力增大。4、高利率、高通货膨胀率、财政困难，进一步削弱阿根廷的偿还债务能力。

在上述因素影响下，阿政府必须筹措新债以偿还到期债务。如果筹款发生困难，随时存在违约的风险。实际上，阿已经再次走上借新债还旧债的危险之路。

2018年阿根廷和土耳其等新兴国家先后发生金融危机，其主要外因是美元升值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动荡，主要内因是贸易和财政赤字，即所谓“双赤字”。这是阿经济存在的致命内伤，今后仍将是可能导致阿走向金融危机的内在因素。

近几年，阿根廷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持续增高。2017年，国际收支赤字达到GDP的5%左右，对新兴国家来说是过高的。阿政府不得不对外融资300亿美元。2017年联邦政府的公共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达3.9%。如果把包括联邦政府、各省政府和央行债券都算在内，国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高达9%~10%。

“双赤字”直接导致国家对外支付能力下降甚至丧失。一旦遇到外部冲击，就会立即引发金融危机。今年5月阿根廷发生汇兑危机后，阿根廷经济学家 Marina Dal Poggetto认为，阿根廷已经经历了“一场支付手段危机”。 阿根廷企业大学教授Pablo Tigani指出，“人们承认，现在投资央行债券的投资者都想撤出，却没有人愿意出钱接盘。所以阿根廷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因此，2018年5月初阿根廷经历的汇兑危机，不是单纯的汇兑问题，而是公共债务引起的支付危机，换言之，实质上是一场因债务支付能力问题引发的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正是因为如此，阿根廷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求助，而后者向其提供的贷款主要也是为了支持阿对外支付能力，以应对到期债务问题的。

国内储蓄率过低，投资不足，是阿根廷经济长期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也是公共债务过度增长的主要原因。2001年阿根廷发生金融危机后，阿历届政府严格控制公共开支和债务增长。从政府债务问题报告来看，本轮公共债务增长的周期始于2012年。但大幅度急剧增长是2016年和2017年两年，即马克里政府执政的最初两年。

马克里政府上台后，实施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放开借债限制，大量举债，以应对国内投资不足和还债。与此同时，放开了物价、汇兑和信贷管制，在财政和外汇收入双下降的情况下，通过大量举债增加公共开支，以推动经济增长。实际上走上了过去的借债增长的老路。2018年，约800亿美元短期外汇债务集中到期，由于国际储备偏低，外汇收入减少，导致对外支付能力不足，在美元升值和阿根廷债务形势恶化的双重冲击下，外资开始纷纷撤离阿根廷，汇市随之动荡，终于在5月份发生危机。

阿根廷5月汇兑危机导致复苏进程的中断，重新陷入衰退，是当前拉美地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对拉美地区经济的增长具有深远的影响，至少牵累了地区增长总水平。阿根廷经济进程的反复表明，增长模式的失误，宏观经济结构性失衡，公共债务过度增长，内部储蓄不足，财政困难，仍然是制约其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不解决这些问题，无法保持可持续的健康增长。

[作者：沈安，新华社高级编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拉丁美洲学会顾问，曾任新华社驻墨西哥城分社首席记者和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分社首席记者，本文原刊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丛书《国际问题纵论文集 2019/2020》。]